当前，新一代数字化技术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ABCD”技术为代表，其充满活力的发展势头，推动衍生了数字经济这一新业态。实体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加快融入数字经济，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完善各类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市场评价机制，提高了对数据这一要素的认识。这也意味着新时代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支撑逻辑发生了重大改变，微观经济主体的运作模式迎来了新的变革机遇窗口。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构成主体，在数字化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推动自身数字化转型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项。近年来，大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增长势头明显且行动具有连贯性（何帆和刘红霞，2019；闫云凤和赵晓静，2020），企业运营效率增长势头十分明显（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有效助力了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全球产业生产造成冲击，使得经济复苏乏力。但是，吴非等（2020b）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进程越快的企业受疫情消极影响程度越小，表现更加具有韧性。在同一时期，中共中央反复强调要善于化危为机，加快推进数字化产业发展，完善数字经济的全局分布。这表明在经济不确定性陡增的大环境下，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抓手，也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新时代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但是，中国数字化转型尚在起步阶段，原有数字化水平低带来的“基础弱”以及“转型资金欠缺”所引发的“没钱转”是制约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原因（刘然，2020）。除此之外，数字化转型较高的成本以及基础设施的不完善（裘莹和郭周明，2019），使得企业较难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具体来看，包括数字化转型在内的创新积累活动存在投入成本高、风险性高和生产周期长等特征（陈华东，2016），而作为更高阶创新活动的数字化转型，上述“两高一长”的特征更为明显，这需要保证持续、稳定、充足的现金流以满足转型中各环节的资金需求。必须承认的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融资难度高、融资渠道有限并且门槛较高（吕劲松，2015），外部的融资困境会进一步降低企业创新投入与研发的力度（周开国，2017），从而阻碍数字化转型进程。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间接金融为主体，决定了信贷投放是支持企业发展的主渠道，这使得杠杆行为成为企业减轻融资约束、增加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重要方式（王玉泽等，2019）。借助资本杠杆，可以利用较少的自有资金撬动较多的现金流，能够在一定程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鞠晓生，2013），以此增加数字化转型资金的投入。 企业杠杆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目前鲜有文献对企业杠杆率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只能从已有的类似文献中引出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一方面，适度性的杠杆理应能够起到促进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在企业研发资金无法满足需求时，通过杠杆融资能够进一步增加企业创新研发资金，并且实现价值最大化（Eleonora，2013），进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奠定较好的资金基础。但另一方面，过高的杠杆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形成显著的挤出效应。高杠杆迫使企业承担较重的还本付息压力，同时技术与环境的不确定性加重研发负担，反过来制约了数字化转型。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急剧攀升的现象在微观层面上对企业造成了损害，也阻碍了宏观层面的经济治理，这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债务危机的担忧与讨论。过高的杠杆率可能会导致流动性风险的急剧上升，还会引起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降低，国家产业政策失灵等不良现象。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顶层设计上提出“三去一降一补”①。2016年，中央层面又进一步强调要重点降低微观企业主体的杠杆率②。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中央提出“结构性去杠杆”，以更加有针对性地调节市场主体的投融资行为。2020年，中央在“结构性去杠杆”的整体工作基调上，保持宏观金融杠杆率的整体稳定，进一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③。这不仅体现出中央进一步加深了对于杠杆的认识，也表明在微观层面需要对杠杆问题做出越来越精准的处理（张晓晶等，2022）。因此，回答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究竟应该是去杠杆、稳杠杆还是加杠杆，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言十分重要。不难发现，现有文献对于“企业杠杆率-数字化转型”范式具体逻辑分析并不清晰，有鉴于此，本文着重研究其中范式的具体条件与影响机制，为探讨适配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的杠杆率及相关监管措施提供经验借鉴。 本项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进行创新量化，基于Python爬虫文本识别功能，以沪深两市上市企业年报为基础，通过搜索关键词，配对词频，最后对数字化转型的相关词频进行加总，为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其经济效应提供有益借鉴。第二，本文以微观结构主体的杠杆为逻辑起点，对企业杠杆率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不同条件下的异质性反应进行解读，提供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相关经验事实。第三，本文通过融资、财务稳定、市场情绪和创新活动三条机制，识别出企业杠杆率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机制路径，这不仅给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杠杆率影响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适用性理论解释，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启示。第四，考虑到国家政策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杠杆率加强管理，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基于此，本文在“企业杠杆率-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中进一步考虑金融监管因素，考察在不同金融监管力度之下，企业杠杆率对数字化转型的效应是否会发生改变。对于此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改善企业杠杆行为的影响，同时也为完善金融监管制度补充实践证据与数据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