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制造业作为制造业的高端领域，其发展水平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肩负着我国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任。近年来，全球价值链（GVC）呈现出不断深化与重塑的趋势，一国能否在国际分工体系下获益，与其能否向GVC高端攀升、在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占据领先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促进先进制造业GVC升级不仅与我国发展战略规划相辅相成，更是助推我国制造业提升竞争优势、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关键。一直以来，我国通过深度参与GVC分工为国内产业、经济、就业以及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但由于我国制造业早期采取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GVC，导致被长期“锁定”在GVC低端环节，尤其是对于先进制造业而言，在高端工业软件、半导体加工设备、材料、芯片等高端核心技术领域都存在着明显的短板，陷入了被发达国家“卡脖子”的尴尬局面。2020年5月，我国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培育国家价值链（NVC）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吸引全球资源要素，进而以高水平的国际循环在更深层次上参与GVC分工，提升我国先进技术及装备质量，培育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实现NVC与GVC的协调发展[2]。 在全球经济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深度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服务在国际经济中扮演着愈加关键和复杂的角色。《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指南》及“十四五”规划指出：“以制造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为导向，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产业分工协作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催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作为拓宽价值来源和改变价值产生与增值方式的重要手段，服务化已成为了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及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方向。因此，探究服务化对先进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服务化对制造业及先进制造业GVC升级的作用 罗军（2019）[3]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在GVC中的产品升级，且随着我国服务贸易开放，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对于制造业GVC中的功能升级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并提出要加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戴翔等（2019）[4]基于服务投入来源异质性的视角的研究指出，从整体而言，服务化对于制造业GVC攀升并无显著影响，但若只考虑国内来源的服务时，服务化对制造业GVC攀升则有显著作用。杜运苏等（2018）[5]从GVC分工地位的角度出发，在理论分析效率提升、创新促进、市场反馈、协同运作四方面效应在内涵服务影响制造业分工地位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指出内涵服务化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王思语等（2018）[6]从出口复杂度这一视角证实了制造业出口服务化对在制造业GVC升级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实证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出口的二元边际的积极作用，指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7]、增加企业出口概率[8]、提升产品价格[9]与产品质量[10]等。 王岚等（2015）[11]的研究发现，低GVC嵌入位置所导致的低增值能力是制约我国中高技术行业GVC升级的关键，指出我国中高技术行业应将优势逐渐转向研发设计等具有较高增值能力的服务环节。罗军等（2018）[12]的研究发现，OFDI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以及服务创新促进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升级，指出应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服务化转型以实现服务创新，进而促进制造业GVC升级。 （二）服务化对制造业及先进制造业GVC升级的机理及影响 刘斌等（2016）[13]的研究发现，服务化能够通过在垂直层面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在水平层面提升产品技术复杂度深化我国制造企业的GVC参与程度，整体而言，服务化对制造业GVC升级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杜新建（2019）[14]通过理论分析指出，服务化对制造业GVC升级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产业关联效应、规模经济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差异化效应、出口效应及范围经济效应等作用路径实现，且信息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GVC提升的推动作用最强。吕云龙等（2017）[15]从增加值贸易视角实证了制造业出口服务化对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且来源于国内的服务能够通过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因此应积极鼓励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塑造我国制造业在GVC中新的国际竞争力。 孙明哲等（2021）[16]基于价值链理论探讨了服务化对先进制造业GVC升级的机理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服务化既能直接推动先进制造业GVC升级，也能够通过价值链整合间接推动先进制造业GVC升级。吴云霞等（2020）[17]从投入服务化的角度出发，证实了研发创新是服务化对制造业GVC升级的作用渠道，虽然目前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较高，但整体而言其发展还未达到最优水平，应改善服务投入结构，进一步推动其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三）企业双元能力相关研究 Vahid等（2021）[18]证实了企业探索能力与企业应用能力对于数字化战略转型的影响，发现二者在推动数字化战略转型的过程中均起积极作用。董小英等（2015）[19]以美国科思集团为案例分析对象，通过探究探索活动与利用活动的“分离-集成机制”，发现企业探索能力与应用能力的集成能够拓展企业资源的来源和范围、提高为客户服务的水平。 综上所述，学者们从投入服务化、内涵服务、出口复杂度、增值能力等多方面证实了服务化对制造业及先进制造业GVC升级的作用；从产品升级以及价值链整合等方面揭示了服务化对制造业及先进制造业GVC升级的机理，并从服务化效应、增加值贸易、投入服务化等视角研究了服务化对制造业及先进制造业GVC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证实了企业双元能力对于制造企业及先进制造企业绩效提升及战略转型的作用。以上研究为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仍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研究大多将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展开，而以先进制造业为对象的研究仅关注了服务化对先进制造业GVC升级的作用与机理，并且关于服务化对先进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等方面尚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虽然关注到企业双元能力对于制造企业绩效与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但还未将企业双元能力应用于先进制造业GVC升级方面的研究，关于企业双元能力是否能在服务化与先进制造业GVC升级中起相应的积极作用，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予以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