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释放出巨大能量，数字经济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戚聿东等，2020）。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发展，并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20年9月，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全面部署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数字经济在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同时，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必然带来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变，这在劳动与劳动关系上则体现为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适应性变革（谢康等，2021），从而数字化转型将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收入分配政策等产生重要影响。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基于人力资本结构调整视角探讨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理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效应，还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目前，学术界对数字化或数字技术相关话题给予高度关注。已有诸多文献从宏观或行业层面分析了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考特鲁姆皮斯，2009；切尔尼奇等，2011；郭家堂、骆品亮，2016；黄群慧等，2019；安同良、杨晨，2020；赵涛等，2020），还有部分文献从数字金融、网络基础设施、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某一特定信息技术的角度探讨了数字技术在微观企业应用所引致的经济后果（布伦乔尔森、麦克艾伦，2016；戈德法布、塔克，2019；王立彦、张继东，2007；董祺，2013；李坤望等，2015；沈国兵、袁征宇，2020；唐松等，2020）。同时，部分学者关注到了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阿格拉瓦尔等，2019；蔡跃洲、陈楠，2019；何小钢等，2019；王永钦、董雯，2020；李磊等，2021；余玲铮等，2021），但大都基于宏观视角或某一特定信息技术进行研究，且尚未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然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过程，简单采用是否执行数字化战略或运用某一特定信息技术来表述企业数字化可能遗漏大量信息，难以反映企业数字化全貌（戚聿东、蔡呈伟，2020）。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度量困难制约了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的深入推进，有大量基础性和前沿性的问题尚待深入探索。 收入分配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劳动收入份额不仅反映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还将深刻影响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奎吉斯，2006）。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我国经济体系未来调控的重要目标，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收入分配效应，这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当下尤为重要。已有诸多文献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布兰查德、基亚瓦茨，2003；卡拉巴博尼斯、尼曼，2013；巴凯，2020；白重恩等，2008；伍山林，2011；贾珅、申广军，2016；文雁兵、陆雪琴，2018；施新政等，2019），但鲜有文献研究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企业数字化转型将对其组织结构、业务模式、用工模式等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柳等，2012；戚聿东、肖旭，2020）。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生产技术升级将引致企业对高技能劳动的投入，进而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和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可能直接替换部分常规性、重复性的低技能工作岗位，即通过挤出部分低技能劳动的方式以优化人力资本结构，进而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数字经济时代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正在从数量转向质量，对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人力资本结构及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准确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市场的综合影响，为政府制定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提供参考借鉴。 鉴于此，本文借助数字经济相关的国家政策语义表述建立了一个相较客观完备的数字化词典，并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了一个能够较为全面反映中国上市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指标，在此基础上，系统考察了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理。本研究可能存在以下几点贡献：第一，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劳动收入份额”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为准确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人力资本结构调整进行数字赋能提供了系统性证据。不同于以往文献主要从信息赋能、治理赋能等角度研究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机制（祁怀锦等，2020；肖红军等，2021）以及从企业绩效、企业效率、企业分工、企业创新等角度研究赋能效果（吴等，2019；李琦等，2021；赵宸宇等，2021；袁淳等，2021；肖土盛等，2022），本文从人力资本结构调整视角剖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理，为理解和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效应提供了新思路。第二，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相关的研究文献，为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收入分配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尽管已有部分文献探讨了数字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阿格拉瓦尔等，2019；蔡跃洲、陈楠，2019；何小钢等，2019；王永钦、董雯，2020；李磊等，2021；余玲铮等，2021），但是这些研究主要以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某一特定技术在企业应用作为研究切入，且对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缺乏足够的关注。本文创新性地利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更为全面的微观企业数字化指标，系统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通过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不仅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丰富了劳动经济学与公司财务交叉领域文献（李小荣等，2019）。第三，本文试图揭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收入分配政策等的影响机理，这对于如何兼顾发展新经济与提高社会福利、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等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机制与赋能效果，综合准确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效应，亦有助于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为政府制定相应的人才政策以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痛点”问题提供参考借鉴。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数字化或数字技术相关文献回顾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关键力量，对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诸多文献从宏观视角研究了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考特鲁姆皮斯，2009；切尔尼奇等，2011；郭家堂、骆品亮，2016；黄群慧等，2019；安同良、杨晨，2020；赵涛等，2020），这类研究主要从电信基础设施、互联网普及率、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展开。例如，郭家堂和骆品亮（2016）发现互联网虽然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但也会抑制技术效率；黄群慧等（2019）从城市、行业和企业3个维度验证了互联网发展对制造业生产效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赵涛等（2020）则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激发大众创业来促进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