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切实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传统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僵尸化问题大量涌现，不仅消耗了大量信贷资源，还阻碍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申广军，2016[1]；王永钦等，2018[2]）。稳妥有序处置僵尸企业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僵尸企业治理成为资本市场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发力点。 准确定义僵尸企业是妥善处置的前提和基础。学术界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定义僵尸企业：一是企业的主营业务缺乏盈利能力，债务负担沉重；二是依靠外部支持依旧保持存续状态，外部支持主要来自政府、金融机构和股东三个方面（Peek和Rosengren，2005[3]；Hoshi和Kashyap，2010[4]；Nakamura和Fukuda，2013[5]）。当前关于僵尸企业处置问题的研究主要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放松外资管制、市场化改革等外部宏观政策角度展开（蒋灵多等，2018[6]；方明月和孙鲲鹏，2019[7]）。尽管政策因素对处置僵尸企业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企业主营业务恢复造血能力，并且持续创造利润才是治理僵尸企业的根本之策。CEO作为负责企业日常运营的核心管理者，对企业经营管理和未来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Chan，1996[8]；何瑛等，2019[9]）。 继任来源和以往职业经历共同塑造了CEO的认知水平和管理风格，因此从企业内部角度开展研究就需要重点关注CEO继任来源和多元化职业经历对治理僵尸企业的具体影响及实现机制。当前学术界将CEO继任来源分为内部晋升和外部调任，内部晋升包括担任CEO之前已在公司内部任职和公司创始人两种情形，外部调任则是指担任CEO以前没有被公司聘任（柯江林等，2007[10]；逯东等，2020[11]）。然而，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治理体系与民营企业完全不同，国有法人股东的实际控制地位和集团公司的运作模式形成了内部经理人市场，使得经理人在企业集团层面和其他子公司之间流动成为可能，因此可以把CEO这种继任来源定义为交流任职。交流任职能够更好地发挥CEO在不同行业任职经历积累的社会资源（郑志刚等，2014）[12]。因此，把CEO继任来源分为内部晋升和非内部晋升两种渠道，其中非内部晋升包括外部调任和交流任职，实证检验CEO哪种继任来源在处置僵尸企业问题上更能发挥积极作用。从职业经历的角度来看，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的职业经历会影响自身认知水平和决策行为（Hambrick和Mason，1984[13]；Hambrick，2007[14]）。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剧了跨国市场竞争，对CEO国际视野和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的变革使得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边界愈发模糊，企业更加重视CEO的跨界能力。相比单一职业经历，多元化职业经历的CEO具备更强跨界能力和冒险精神，往往能在企业创新投资和并购重组等不确定性较大的经营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更容易得到董事会聘任（Hu和Liu，2015[15]；Custódio等，2017[16]）。僵尸企业普遍面临沉重债务负担、主营业务缺乏竞争力，亟需具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的CEO通过债务重组和并购重组等方式处置债务隐患，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基于僵尸企业形成原因构造了匹配僵尸企业特征的CEO多元化职业经历指数，实证检验聘任具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的CEO对僵尸企业治理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采用2004～201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数据、CEO简历和个人特征数据，研究CEO继任来源和多元化职业经历对僵尸企业处置的具体影响及实现机制。研究发现，相对于内部晋升，来源于非内部晋升的CEO更有助于降低僵尸企业比例；在非内部晋升情形中，来源于外部调任比交流任职的CEO在降低僵尸企业比例上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在职业经历方面，聘任具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的CEO对降低僵尸企业比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来源于非内部晋升且具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的CEO更有助于降低僵尸企业占比。影响路径表现为降低了僵尸企业资产负债率，影响机制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企业薪酬激励水平；二是增加企业并购重组次数和金额。另外，基于地区和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内部晋升且具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的CEO对于降低国有僵尸企业比例的影响效应大于民营僵尸企业；在宏观治理水平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效应要大于东部地区。 本文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有关于僵尸企业处置的文献主要从政府产业政策、国企混改、市场化改革等外部政策视角展开，选取CEO继任来源和职业经历这一企业内部治理视角开展研究，对于治理僵尸企业、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在外部调任和内部晋升的基础上考察交流任职这一重要的CEO继任来源，从而更全面地呈现CEO继任来源对僵尸企业治理的影响，同时还依据僵尸企业形成原因对CEO多元化职业经历的测度进行适应性调整，回答了应该从企业外部调任具有什么职业经历的CEO更有利于治理僵尸企业，丰富企业高管的研究文献。第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CEO治理僵尸企业的影响路径主要体现在降低了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并从企业薪酬激励和企业并购重组两种作用机制产生影响。本研究为发挥资本市场在治理僵尸企业中的作用提供切实可行的方向和理论支撑。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1.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文献：一是僵尸企业处置；二是CEO继任来源和职业经历如何影响企业治理。 现有关于僵尸企业处置的文献主要从外部宏观政策角度进行了探讨。黄少卿和陈彦（2017）[17]依据资产负债率对僵尸企业进行分类后提出了差异化处置的思路。蒋灵多等（2018）[6]从市场机制的角度证明了放松外资管制能够降低行业内僵尸企业比例。方明月和孙鲲鹏（2019）[7]则探讨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实施对治理僵尸企业的效果。张峰和丁思琪（2019）[18]指出，虽然市场化改革能够显著降低僵尸企业比例，但是过快的市场化改革则不利于僵尸企业转化为正常企业。杨龙见等（2020）[19]认为社保降费政策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提高了僵尸企业的“复活”概率，进一步深化了对僵尸企业处置问题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