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主要标志之一。其中，跨境并购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更是中国融入全球开放格局的重要衡量指标。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频率和幅度进一步增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加剧。在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加剧了国际投资环境的不可预测性、不透明性和模糊性，对中国跨境并购企业何去何从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普遍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经济周期的主要驱动力之一(Jurado等，2015；Bloom等，2018)，并就其对宏观经济的危害达成共识，即政策不确定性涉及税收、政府支出、货币与财政政策和政府管制等，阻碍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复苏(Stock和Watson，2012；Gulen和Ion，2016)。Bloom(2009)甚至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引发经济衰退的重要因素，并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Yan和Céspedes，2013)。 考虑到企业是经济活动最重要的主体，不仅构成了宏观经济的基本单元，而且还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对象，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尤其是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外学者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投资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为正向关系(Abel，1983；Caballero，1991)，当不确定性上升时，投资决策者往往更加关注随之而来的投资机会与潜在利润，并增加当期投资。另一种观点以Dixit和Pindyck(1994)、Julio和Yook(2012)、Kang等(2014)、Gulen和Ion(2016)以及Alfaro等(2018)为代表，认为不确定性增加会抑制企业的投资行为。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会选择延迟投资以获取更大的等待期权价值；与此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还会加紧企业融资约束，提高外部融资成本和企业财务负担，因此实物期权、金融摩擦和预防储蓄共同导致了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活动的抑制性(Fernández-Villaverde等，2015；Basu和Bundick，2017；Bloom等，2018)。 相比之下，绝大多数国内学者支持后一种观点，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改变企业经营活动成本会显著抑制企业的投资水平(李凤羽和杨墨竹，2015；饶品贵等，2017；张成思和刘贯春，2018)。谭小芬和张文婧(2017)重点强调了实物期权和金融摩擦两种渠道发现，其中实物期权渠道占据主导地位，而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越大的企业受金融摩擦渠道的影响越大。张成思和刘贯春(2018)以及王朝阳等(2018)同样强调了金融摩擦这一渠道，前者认为无论企业融资约束的高低如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均会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并通过未来现金流预期、固定资产收益率和现金流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后者认为企业为有效规避不确定性带来的资本结构调整收益下降和资本结构调整成本上升，其投资决策更为谨慎，而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因“惜贷”也降低了企业融资的可得性。饶品贵等(2017)进一步发现，虽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会降低企业投资水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会更加考虑经济因素，投资效率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而提高，那些受政策因素影响大的企业群体尤其如此。与上述抑制企业投资的观点迥然不同的是，顾夏铭等(2018)以及孟庆斌和师倩(2017)均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反而会敦促企业增加研发投资，从而对企业创新产生激励效应和选择效应，并正向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且这一影响主要取决于政府补贴、金融约束、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特征和风险偏好等因素。 在具体到企业并购的研究中，Nguyen和Phan(2017)采用Baker等(2016)的BBD指数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并购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但在高度不确定性时期的交易往往能为收购方创造更大的价值。无独有偶，Bonaime等(2018)同样采用BBD指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证实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活动的负面影响。与实物期权理论的结论一致，在并购交易中资本可逆性差的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加敏感，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也提高了被收购企业的谈判能力。 综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其一，国内外学者着重讨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但是对跨境并购的研究凤毛麟角。事实上，跨境并购往往规模巨大，沉没成本高，面临的经济政策环境也更加复杂多变。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在跨境交易中日益活跃，其研究意义也更为突出。其二，在围绕企业跨境并购所开展的少数研究中，并未将内部与外部的不确定性区别开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跨境并购与国内投资或并购活动迥然不同，会同时面临国内外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二者的影响加以区分和比较。其三，在围绕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文献中，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国家层面的加总数据(贾玉成和张诚，2019)，并未探讨企业微观主体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差异性表现，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拓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