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企业家中掀起了一阵“拜大师，信宗教”的风潮。从媒体曝光的新闻来看，搜狐公司CEO张朝阳曾公开表明对佛教的向往，并多次进入寺庙闭关修行；阿里巴巴公司的创始人马云在儒释道各大教派间游走，不断参拜不同的大师，并在不同的时间在道观或寺庙内进行过闭关修行；长江实业的董事长李嘉诚、巨人网络公司的创始人史玉柱等企业家更是公开宣称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宗教热”的背后是我国宗教信仰人群数量的急剧增长。虽然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宗教信仰者比例要比西方国家低，但宗教信仰者的绝对数量却不输西方。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信仰不同宗教的人数总计2.4亿多，各类宗教团体组织3000多个，宗教活动场所十万余处，并且宗教信仰者的人数仍在上升(中国宗教报告，2015)。与现实生活中的“宗教热”相比，我国学术界对宗教信仰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却鲜有关注。 在西方国家，宗教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许多学者在对宗教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宗教经济学，并试图用《圣经》等经典教义的内容来解释经济管理领域的问题，如风险承担、创业(Calkins，2000)，财产价值和税收欺诈(Stack & Kposowa，2006)等。管理学中已经有许多研究证明了宗教会影响人们的创业倾向(Collins，1997；Audretsch等，2007，2013；Dana，2009；Gümüsay，2015)，不同的宗教种类也会带来不同的影响(Dodd & Gotsis，2007)。但是，鲜有研究关注创业者宗教行为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本文应用中国环渤海地区创业者数据来分析创业者宗教捐赠行为的影响。本文将心理学领域中的控制幻觉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将创业者的宗教捐赠行为作为影响初创企业规模的前置变量，将创业者自身的成就需要和企业的先动性作为上述影响的调节变量。本文对于创业认知和创业行为方面的研究以及创业成长和规模扩张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本文的研究表明相较于宗教捐赠行为少的企业家，宗教捐赠行为较多的企业家在创业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决策更加自信，因此，他们在创业过程中会更快地扩大企业规模。在现有成功企业家宗教信仰的宣传之下，如果一些创业者跟风进行宗教行为，他们的企业规模也会扩张过快。但宗教行为带来的企业规模扩张是控制幻觉的作用结果，企业家自身的能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因此，企业规模的扩大反而增加了创业的风险。有鉴于此，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旨在引导企业家正视自己的能力，做出合理的经营决策，使得企业获得更加稳健和长足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1.宗教与创业活动的文献回顾 宗教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马克思·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第一次提出宗教是影响社会经济和管理学发展的要素之一。从宗教和企业行为的关系来看，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证明了宗教可以通过影响人的道德水平来影响其在企业内表现出的商业伦理(Weaver & Agle，2002；Kennedy & Lawton，1998；Giacalone & Jurkiewicz，2003；Miller等，2007；Lambert，2009)，从而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Agle & Buren，1999)。我国学者对宗教与企业关系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林立强，2010)。除此以外，在面向我国的宗教和企业研究中，学者们还关注了宗教信仰与企业家风险规避倾向(雷光勇等，2016；曾建光等，2016)、融资倾向(辛宇等，2016)等方面的问题。 针对创业活动的宗教研究相对较少。在现有研究中，宗教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宗教可以通过影响创业者的价值观来影响其创业活动。首先，宗教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会帮助一个人形成独特的价值观，从而影响其对待创业的态度(Collins，1997；Audretsch等，2007；Dana，2009)。马克思·韦伯认为，基督教的原教旨鼓励资本积累，信仰原教旨的清教徒就更容易形成积累资产的观念。而创业作为一种将自我获得的资产以企业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活动，十分符合清教徒积累资产的价值观，因此，信仰原教旨的人就更愿意进行创业。Gümüsay(2015)认为由于伊斯兰教的教旨鼓励人们追逐机会，并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因此，信仰伊斯兰教会增强人们的创业倾向。其次，宗教还会通过塑造价值观来影响创业企业的文化风格及战略制定等(Balog等，2014)。Dodd & Gotsis(2007)的研究认为在整个社会都认为宗教是极为神圣的环境下，创业者会倾向于使用宗教教条来指导自己进行战略决策，即使该决策会损害到企业的短期利益。 (2)宗教可以通过给创业者带来社会关系和资源来影响创业活动。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宗教可以帮助人们建立更加亲密的心理关系，从而使信仰者更容易获得宗教内成员带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这种资源的获取也增加了他们进行创业的可能性(Beckford & Luckman，1989)。宗教信仰者在创业后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宗教社会网络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提升与其他企业间进行社会互助的可能性。Dana(2009)指出，宗教带来的关系网络虽然会带来创业机会，但是，不同宗教对信仰者的创业意向有着不同的影响。Audretsch等(2007)使用印度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会给人们带来更为有利的社会资源，从而促进人们创业，而印度教则由于其独特的等级观念束缚了社会网络的建立，阻碍了人们创业。在面向我国创业活动的研究中，宗教的影响机制则有所不同。阮荣平、刘力(2014)认为我国宗教促进创业的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世俗化国家，宗教信仰和民众接受的正式教育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因此，拥有宗教信仰的人无法很好地在主流社会与劳动力市场上实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价值，从而不得不选择自雇型创业；田园、王铮(2016)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在我国为何宗教会有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他们认为，宗教带来了产权观念的明晰，避免了我国人情社会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上升，并通过建立宗教内部社会网络的方式提高了经济效益，从而促进了人们的创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