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跨国投资等待时间研究

作者简介:
杨娜(通讯作者)(1988- ),女,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师资博士后,nanayang115@hotmail.com(成都611130);黄凌云(1971- ),女,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400044);王珏(1982- ),男,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611130)。

原文出处:
外国经济与管理

内容提要:

本文采用1998-2010年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数据,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初始与后续跨国投资等待时间与国有企业进行对比,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在企业初始跨国投资阶段,混合所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并没有展现出更短的等待时间,二者在等待时间方面的表现并无显著差异。但随着股权制衡度的提升,相比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显示出了更短的初始跨国投资等待时间;在后续跨国投资阶段,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跨国投资等待时间显著短于国有企业。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从跨国投资领域供了理论与实践支撑,同时也拓展了资源依赖理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应用。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20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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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20)03-0092-12

       DOI:10.16538/j.cnki.fem.20190911.003

       一、引言

       近几年,中国对外投资量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却一直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例如,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于2016年发布的跨国指数来看,全球前100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达到了65.7%,而2016年我国前100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仅为14.4%。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我国每年新增对外投资企业较多,但各个企业后续的跨国投资延迟或缺失而导致的。然而,目前对跨国企业“后续投资”及其“等待时间”进行关注和跟踪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关注企业“后续跨国投资”问题,使其与现有“初次跨国投资”方面的研究形成互补。

       在企业跨国投资等待时间的影响因素方面,企业所有制及其股权结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15年,中国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热点是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此后,“混合所有制”迅速成了中国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领域的中心议题之一(郝阳和龚六堂,2017),但是现有文献多将研究焦点集中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国内的经营表现(欧瑞秋等,2014;殷军等,2016),而尚未就混合所有制企业在跨国投资领域的表现进行深入研究。面对日益蓬勃发展的跨国投资热潮,与国有企业相比,混合所有制企业在跨国投资方面是否会有不同的表现?与传统国有企业相比,混合所有制企业跨国投资等待时间及其影响机制有何差异?本文将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从“共同依赖”和“力量失衡”以及重构资源“依赖模式”的角度出发,采用1998-2010年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数据以及Cox PH半参数模型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采用资源依赖理论,对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际化行为进行解释。与其他理论不同的是,资源依赖理论可以更系统地解释国有企业跨国投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也可以更深入地分析混合所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国际化过程中行为模式的差异。其次,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在跨国投资领域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其国际化策略与表现方面的研究非常匮乏。最后,本文突破以往对跨国企业投资策略的静态研究思路,将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看作是连续的、动态的、多次的行为,丰富和拓展了企业国际化进程方面的研究,是对目前国际商务领域企业国际化时间维度研究的补充。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所有制类型与跨国投资等待时间

       1.企业所有制类型与初始跨国投资等待时间

       在资源依赖理论中,Casciaro和Piskorsi(2005)认为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可以分为“共同依赖”和“力量失衡”两个关键部分。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一方面,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显著的“共同依赖”关系:国有企业依靠政府获得政策支持与优惠,同时政府也依靠国有企业完成税收、就业、社会保障等目标(廖冠民和沈洪波,2014)。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力量失衡”也非常显著,即强势的一方会对力量弱势方产生显著的影响(Casciaro和Piskorsk,2005)。在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的绝对强势地位意味着企业生存发展所需的大部分关键资源来源于国有资本,此时国有资本处于双方力量失衡中的“强势方”,国有企业对国有资本在资源上是高度依赖的,因而国有企业会主动地将自身的经营目标与政府目标进行关联。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相互依赖”和“力量失衡”关系,导致了国有企业不得不扮演诸如政府代理人等多重角色,而角色的多样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效率。

       从企业国际化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内部对国有资本的“高度依赖”会对企业国际化行为产生影响。在企业投资过程中,国有企业有可能会同时出现“急于表现”和“不作为”两种矛盾的行为模式(金宇超等,2016),其中,“急于表现”更易出现在国有企业进行初始跨国投资阶段,当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或号召后,作为资源依赖中相对弱势一方,国有企业会成为政府政策与号召的积极响应者(刘建丽,2018),加快其国际化进程,以此获得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支持。例如Cui和Jiang(2012)在其研究中指出,国有股权创造了国有企业与母国政府之间的联系,使得国有企业在资源上依赖于母国制度,这尤其会影响到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如果国有企业的决策者顺应政府所提出的国际化战略,那么企业会得到国家在政策方面的更多支持。同时,对国有资本的“依赖”也意味着国有企业在资金与技术方面具有较为雄厚的实力,其进行跨国投资前期准备时间也相对较短。因此,在初始跨国投资阶段,国有企业对政策的反应速度较快,初始跨国投资等待时间较短。

       混合所有制则是减弱国有企业对政府部门资源依赖的途径之一(Choudhury和Khanna,2014),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企业由国有和非国有资本共同构成,而这样两种资本的逻辑特征有着较大的差异:国有资本控制下的企业更多地将自身的经营目标与政府目标进行关联(刘建丽,2018),例如经济发展和政治目标;而非国有资本则更重视对经营利润、市场份额或者资源的追求(Rodrigues和Dieleman,2017)。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而言,其关键资源不再单独掌握在国有资本或政府部门的手中,非国有资本的存在对国有资本起到了制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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