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锁董事、信用议价能力与企业双维绩效  

作 者:

作者简介:
逯苗苗(1992- ),女,山东聊城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生;孙涛(通讯作者)(1980- ),男,江苏金坛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山东大学山东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济南 250100)。

原文出处:
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数据构造了信用议价能力指标,研究了信用议价能力对企业双维绩效①的影响,并探究了连锁董事网络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信用议价能力与企业长、短期绩效均呈现倒U型关系,且因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连锁董事网络特征中,结构洞对长期绩效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加权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则对短期绩效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风险水平抑制了企业的信用议价能力,而连锁董事网络具有隐性担保作用,部分消除了这一影响。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应审慎运用商业信用,宜优化连锁董事网络,以提高非正式制度的担保与监督作用。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20 年 04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F8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92(2019)11-0061-10

      企业在商品交易中经常采用赊销、赊购的方式,这种允许客户延期付款的行为相当于为客户提供一种短期借款,由此形成的债权也被称为商业信用[1]。在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商业信用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通常情况下,应收账款多的企业被其客户占用大量营运资金,而应付账款多的企业则可以较多占用客户的资金,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多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在其供应链和产业链上是否有能力多占用供应商的资金和减少客户对自有资金的占用,也即企业的信用议价能力。

      尽管学术界没有明确提出信用议价能力的有关概念,但关于商业信用供给和占用为什么会存在的研究体现了学者们对信用议价能力的探讨。相关研究主要从买方市场理论角度和替代性融资角度展开分析[3]。买方市场理论认为,由于客户议价能力强或者企业为了能够尽快地销售商品,企业不得不让渡自己的营运资金使用权限,为客户提供商业信用[4]。而替代性融资理论认为,由于企业自身存在严重的融资约束,没有办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从而转向其供应商寻求非正规的金融支持[5]。但无论是买方市场理论还是替代性融资都是相对单一视角,背后都是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发挥作用,而且企业讨价还价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增加自身的收益,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在具有“人情”和“关系”社会特征的中国,企业间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商业信用运作过程中作用明显。企业因其连锁董事网络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公司战略的一部分,成为其获得稀缺资源、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6][7][8]。具有丰富外部网络连接的CEO能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因而具有更高的价值[9],也有助于企业获取债务融资[10]。因此,在研究信用议价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时,企业的连锁董事网络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基于此,我们运用2003-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分析企业的商业信用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考察连锁董事网络特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1)将公司治理、社会资本和资金运营管理纳入了统一的分析体系,并为其逻辑分析提供了相对完善的理论框架。(2)考察企业连锁董事网络的调节作用,首次将网络结构特征引入商业信用与企业绩效关系分析中,探究连锁董事网络在企业获取商业信用时的隐性担保作用。(3)丰富了商业信用问题的研究文献,为资金管理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商业信用作为企业最为主要的经营性融资方式,影响着企业的方方面面,尽管没有学者直接从信用议价能力②角度进行研究,但有学者发现较多占用商业信用的企业具有较高的产能利用率[11]、能够表现出较高的增长率[2]、具有更高的价值[3]。学者们大多从商业信用占用层面考虑问题,而且得出商业信用占用有利于企业绩效的结论。Fisman(2001)指出商业信用占用使企业不必等到产品全部销售完成就可以获得下一生产周期的原材料,从而缩短了企业的生产周期,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11]。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发现,当企业占用超额商业信用时,企业具有更高的价值[3]。也有学者从商业信用供给角度进行分析,王竹泉和孙兰兰(2016)发现商业信用供给与企业绩效之间有倒U型关系[12]。

      已有的文章大多仅从商业信用供给或占用的一个方面进行研究,没有全面反映商业信用的净占用情况[13],并且只有少部分考虑了商业信用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14][12]。但是,由于企业在供应商那里得到了商业信用,就更有可能向自己的客户提供商业信用,并且在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的合同之间进行匹配,使其具有相近的到期日[15],将商业信用占用与供给割裂来看会导致问题分析不全面。因此,构造信用议价能力指标,综合反映企业在经营中对商业信用的运用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如果企业的信用议价能力较强,也就是商业信用净占用的相对值越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不过,如果信用议价能力过高,则反映了企业并没有较好地进行应收账款、应付账款之间的期限匹配,或者企业滥用商业信用,因而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在最初阶段信用议价能力的增加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但是当超过某一临界点时,信用议价能力的增加将有碍企业绩效的提升,对企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信用议价能力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倒U型关系。

      由于自身性质及所处市场环境的不同,企业的商业信用运用行为及其后果也存在较大差异。方明月(2014)考察了市场竞争以及企业自身财务约束对企业商业信用占用与供给的影响,她发现在企业财务约束松的情况下,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越多;在企业财务约束紧的情况下,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占用越少[16]。孙浦阳等(2014)利用中国企业数据库数据发现,当正规部门的融资成本上升时,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外部金融环境良好的企业可以更有效地获得商业信用占用,从而使商业信用成为其有效融资渠道[17]。因此,当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高时,企业更容易从正规部门获得融资,对商业信用融资的需求会减少,企业的信用议价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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