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19)07-0103-12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一、引言 在资本市场中，独立董事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关联交易等关键事项进行审议并发表专业判断意见，进而发挥监督职能。然而，起源于欧美发达资本市场的独立董事能否在中国资本市场环境中切实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能历来备受争议，其焦点之一即是多数上市公司聘任的独立董事仅是基于满足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之刚性需求，而非保护投资者利益，通常的证据是大多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之比均为法律法规要求的1/3。上述争议的诱因可能在于忽略了独立董事群体内部的异质性。统计数据①显示，2008至2016年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中本地任职的独立董事比例达到42.85％。换言之，独立董事群体在任职地点方面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理论上而言，本地任职独立董事具有因地理位置临近所产生的信息获取全面和工作开展便利等优势条件，所以相对于异地任职独立董事而言监督行为更为有效。周泽将和刘中燕(2017)[1]、罗进辉等(2018)[2]少数文献已关注到本地任职对于企业违规、高管薪酬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大股东掏空作为资本市场监管中的重点事项之一，独立董事本地任职对其是否具有抑制作用的问题，长期以来缺乏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这便是笔者对此关注的出发点。实际上，在中国股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大股东利用手中的控制权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掏空行为较为普遍(Jiang等，2010[3])，而监管层寄希望于借助独立董事制度以遏制大股东掏空行为、进而达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意图非常明显，因此这无疑加大了进一步探究独立董事本地任职与大股东掏空行为之间关系的现实意义。进一步地，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关系情境中，政治关联对企业行为的作用明显，可以使独立董事更多地发挥咨询功能，相应地其监督功能会明显减弱，因而本文预期政治关联会对本地任职之于大股东掏空的抑制功能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女性管理者由于其性别特质同样也会对企业决策产生一定影响(Campbell等，2012[4]；金智等，2015[5])，进而影响到独立董事本地任职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政治关联和女性参与独立董事团队作为情境调节变量纳入考察范畴。 具体地，本文以2008-2016年间中国资本市场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实证考察独立董事本地任职能否抑制大股东掏空以及政治关联和女性参与独立董事团队在其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相对于现有的研究文献而言，本文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一是尽管已有研究关注到独立董事的职能属性以及个人特征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叶康涛等，2007[6]；王凯等，2016[7])，但现有文献尚无基于本地任职视角对独立董事之于大股东掏空的影响展开考察，因此本文为独立董事与大股东掏空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提供了增量经验证据。二是源于监管层的压力，大股东掏空的途径从之前直接的资金占用逐步转向更为隐蔽的关联交易(唐建新等，2013[8])，而独立董事能否抑制新型方式下的大股东掏空行为值得关注，因此本文将增进当前研究关于大股东掏空问题的理解。三是将政治关联和女性参与独立董事团队作为典型的情境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有助于丰富关于独立董事决策情境方面的文献。 二、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独立董事问题长期以来广受国内外学者高度重视。纵观早期文献，基本上都是围绕独立董事的经济后果而展开的，如Peng(2004)[9]、王跃堂等(2006)[10]直接检验了独立董事和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而后伴随社会资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高阶理论等思想的逐步引入，一些学者将研究视角延伸至独立董事的背景特征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和绩效维度。Francis等(2015)[11]研究发现相较于实务型独立董事而言，学者型独立董事对盈余质量的正向影响更强；魏刚等(2007)[12]研究发现具有政府背景和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谢德仁和陈运森(2012)[13]则将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定位于独立董事网络位置中心度，研究发现网络中心度的提升可以改善独立董事的治理作用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除了以上有关独立董事背景特征所导致的经济后果研究外，伴随着地理经济学的发展，独立董事任职地点这一特征也逐渐被某些学者所关注。如Quan等(2017)[14]研究发现聘用本地独立董事有助于企业进行股权再融资和进入高壁垒行业，同时还会降低非法处罚的风险。Knyazeva等(2011)[15]的研究还发现聘请本地独立董事能够降低履职成本，进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罗进辉等(2018)[2]研究发现本地独立董事会显著降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水平，同时也会降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周泽将和刘中燕(2017)[1]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本地任职会提高其监督效率，降低公司违规的倾向以及严重程度。此外，孙亮和刘春(2014)[16]的研究还发现异地独立董事会显著提高公司异地经营效率，但同时也提高了公司代理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