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作为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微观市场主体，其业绩的好坏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企业业绩的影响因素也成为各利益主体关注的焦点。文献表明，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市场竞争、制度环境等内外部因素均对企业业绩有显著影响(邹国庆，2012；杨典，2013；周蕾、余恕莲，2013)。在具有“转轨加新兴”双重制度特征的中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企业倾向于支付超额管理费用来获取政府担保、金融贷款等政治资源，这已被视为企业战略选择及异质性特征(Young et al.，2014)。若企业管理费用“激增”，则可能说明企业支付了高额费用寻求政治庇佑，从而影响企业业绩。企业热衷于支付超额管理费用，获取特权与优惠，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名义上的短期的业绩增长，但是否能带来长期的“真实”业绩的实质性增长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出了飞速发展的奇迹，其中的贡献不仅包括实质性的生产活动与技术创新，还可能有政治晋升激励下的高储蓄和高投资。在失范经济体中，政府部门控制着稀缺资源并具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企业可能倾向于通过支付超额管理费用，获取政治资源与优惠，来提高企业业绩(魏下海等，2015)。企业倾向于花费昂贵成本寻求政治关联，获得资源垄断权或隐契约，享受低税率、低息长期的银行贷款及政府订单等优惠，从而站在既定排他性与垄断性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业绩的提高(Choi et al.，1999)。但寻租理论表明，企业支付超额管理费用是为了谋取私利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官员开展游说的非生产性活动，对经济增长和企业业绩发展往往具有严重的阻碍作用(Krueger et al.，1974)。企业支付的超额管理费用不仅增加了企业自身压力，还将导致稀缺性资源集中在非生产性领域，对R&D投资等生产性活动产生挤出效应，打击企业创新，损害企业长期业绩及社会整体绩效(Murphy et al.，1993)。可见，企业支付超额管理费用对“真实”业绩的影响可能同时具备“促进”与“抑制”作用，究竟哪种作用占主导地位呢？此外，Zhou et al.(2012)研究发现超额管理费用对业绩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及不同制度环境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那么，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不同企业的“真实”业绩对超额管理费用的影响的敏感性存在哪些差异呢？ 为了研究上述问题，本文实证检验了超额管理费用与企业“真实”业绩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①超额管理费用与企业“真实”业绩之间为非线性关系，呈倒U型；②国有股比例较高的企业基于政治关联的先天优势与创新能力薄弱的劣势，对超额管理费用影响的敏感性更强烈；③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基于政治资源丰富与创新能力较强的优势，对超额管理费用促进作用的敏感性更强烈，对超额管理费用抑制作用的敏感性较弱。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①验证了超额管理费用与“真实”业绩的倒U型关系，企业通过支付超额管理费用不能促进业绩的实质增长；②从寻租契机与创新替代能力的角度，分析超额管理费用对不同企业的影响的差异性；③得出企业不能将精力与资源消耗在超额管理费用上，必须通过创新与改革来推动企业业绩的实质发展。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为后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阐明了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与模型建立等，为实证检验做好准备；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并进一步做了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超额管理费用与企业“真实”业绩 在经济转轨时期，市场机制尚不健全，政府部门仍是稀缺资源的分配主体，企业有动机通过支付高额费用追求政治关联，获取资源与优惠。学术界关于超额管理费用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支付超额管理费用会促进企业“真实”业绩；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超额管理费用会增加企业负担，会抑制企业“真实”业绩。 Leff(1964)最早提出，在失范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倾向于通过支付高额费用寻租，确保经营事务免受不利干扰，规避繁重的监管要求，并应对由政治因素导致的不确定性，实现资源的次优配置。黄玖立、李坤望(2013)发现中国企业的吃喝腐败显著提高了其获得国有企业和政府订单的概率，这意味着吃喝造成的超额管理费用能给企业带来更多收益时，企业倾向以寻租代替生产性活动。Ayaydin et al.(2014)研究发现企业支付高额费用形成的政治庇护能避免繁冗的官僚延迟，激励政府官员提供高效服务，加速企业新产品的上市时间，使其获取更多的销售渠道，降低其开拓市场的难度，进而提升企业业绩。因此，企业支付超额管理费用被视为加速合约与执行力的“润滑剂”，有利于企业获取超额利润，提高企业“真实”业绩。 那么，企业支付超额管理费用对“真实”业绩的促进作用是持久的吗？其实不然，研究发现企业支付超额管理费用最终会抑制企业“真实”业绩(Shleifer and Vishny，1993；Svensson，2003)。North最早提出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企业茁壮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企业支付超额管理费用来寻租破坏了这个条件。随着寻租程度的加深，市场竞争环境变得缺失公平，企业家致力于谋求优惠市场的准入条件，而非生产率的提高，逐渐抑制了企业家精神与才能的优化配置(Murphy et al.，1991；李后建，2013)。Guriev et al.(2004)提出企业支付超额管理费用进行寻租会激励政府官员制定更多繁琐和低效的规则，这妨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了企业获取资源的交易成本。企业花费巨额成本与政府打交道，加重了企业负担，分散了企业家实施创新战略的精力，损害了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Murphy et al.，1993)。此外，Blackburn et al.(2009)提出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单调关系，李后建(2015)研究发现腐败与企业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因此，本文推断超额管理费用对企业“真实”业绩的促进作用并不是持久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呈现为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如图1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