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企业生成研究综述

      一、引言

      《财富》杂志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创业失败率高达70％。各级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引导和积极扶持创业，为什么创业失败的企业依然比比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正如婴儿一样，处于创业早期阶段的新企业最为娇弱，尤其需要理性指导和政策扶持。[1]然而，理论界和实践界大部分关注于为数不多的已成立的新企业，大量处于创业早期阶段的创业活动处于黑箱之中。[2]新企业早期生成规律相关知识的匮乏，导致对“创意如何孕育为新企业？”等一系列创业领域的本质问题知之甚少，桎梏了创业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并导致创业早期活动缺乏理性指导，创业政策缺乏针对性，创业失败率难以降低。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批学者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开创了创业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方向——新企业生成研究——立足于新企业早期阶段，解析新企业从无到有的过程，并很快得到众多学者的追随，成为近年来创业研究领域的热点，甚至有学者将其视为创业领域内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主题。[3]

      基于此，本文以organizational emergency,the organization in vitro,the preorganization,prelaunch,gestation,new venture emergency等新企业生成相关术语作为关键词检索文献，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的相关论文和国外一些博士论文，在阐述新企业生成内涵的基础上，介绍新企业生成研究的起源，并分析新企业生成研究的现状，然后在评述这些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新企业生成的内涵

      雷诺兹(Reynolds)较早地界定了新企业生成，他运用生命周期理论，将创业过程分为概念、孕育、生存和成长四个相互连接的递进式阶段。其中，概念阶段是新生创业者(nascent entrepreneur，有创业想法并积极行动的个体)识别创业机会并产生创业想法的时期；在孕育阶段，新生创业者实施一系列的创业活动以创建新企业；生存阶段是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空间维持企业运营的时期；在成长阶段，新企业迅速发展，逐渐成长为成熟企业。新企业的概念阶段和孕育阶段构成了新企业生成过程。[4]

      然而，在操作层面上如何判断新企业生成，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主要有三个流派(见表1)：一是产业组织学学派；二是种群生态学学派；三是劳动力市场参与学派。在产业组织学派中，判断新企业生成的标准是：获得首笔销售收入、首次雇用员工、首笔联邦社会保障援助金(initial federal social security payments)、首笔失业保障金(initial stat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ayments)和获得财务支持。在种群生态学学派中，判断新企业生成的标准是：加入当地电话黄页/开通网页、加入行业协会(trade association membership)、注册企业经营名称(filing for rights to fictitious business name)和注册合法实体(registration of legal form)。劳动力市场参与学派判断新企业生成的标准包括：所有者全职参与创业、首次雇用员工。

      

      三个学派从不同角度界定新企业生成，容易出现采用不同标准致使判断结果截然不同的情况，如根据产业组织学派的观点，某一新企业可以视为成功生成，但由于新企业的所有者是兼职创业，劳动力市场参与学派会认定该新企业依然处于孕育阶段。由此可知，在新企业生成研究中，尤其是分析要素与创业绩效之间作用关系时，谨慎选择合理的判断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企业生成研究的缘起

      20世纪80年代以后，创业研究开始蓬勃发展，研究视角逐渐深入，关注的焦点逐渐细致化和微观化，从宏观层面解析创业的经济功能转变为从微观层面分析创业活动的客观规律，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然而，聚焦于微观层面的研究却未能打开新企业生成与成长过程的“黑箱”，对于新企业如何诞生？哪些因素促发、阻碍和推动创业活动的发生与进展？在新企业生成之前，创业者具有怎样的行为规律？这一系列创业领域的核心问题都未能给出系统性的理论解释。[5]学者们基于组织行为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制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成熟理论，试图剖析上述问题。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以成立多年的现有企业为样本，机械地套用已有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复杂的创业问题，混同了现有企业与新企业之间的边界条件，无法避免幸存者误差(survival bias)与后视偏见(hindsight bias)，难以获得一致且有解释力的结论。

      微观层面创业研究工作的严重滞后，阻碍了创业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同时也制约了理论研究指导创业实践活动的力度。随着新企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日益加大，鼓励创业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宏观政策。但由于微观层面创业研究相对匮乏，对创业活动规律缺乏理性判断和科学认识，创业实践指导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如，政府政策制定时不能符合企业的实际，导致相关政策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同时，由于缺乏理论支撑，创业教育表现出盲目性。

      因此，在创业过程学派日益成为创业研究主流范式的背景下，关注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活动，从微观视角探索创业活动的独特规律，挖掘新企业生成的机理和路径，是创业研究谋求学术贡献和学科独立性的关键所在。[2]基于这一研究现状，20世纪90年代，雷诺兹[4]等学者呼吁创业研究立足于新企业生命周期早期阶段，归纳总结新企业生成规律。他们发起了创业动态跟踪调查项目(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简称PSED)项目，抽取有代表性的处于孕育期的新企业进行动态跟踪，从微观视角剖析新企业生成的本质。目前，PSED已经发展成为创业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国际项目，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荷兰、挪威、中国、拉脱维亚等九个国家相继完成本国调查，并在此数据基础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新企业生成的学术成果，涌现出一批聚焦于新企业生成的学者，如德尔马等(Delmar et al.)[8]、卡萨尔(Cassar)[12]，新企业生成研究就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