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正如Hall等(2010)所指出的那样,创业就像一种“灵丹妙药”,被认为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实现环境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基于这种假设,创业研究也呈现出一定的“绿色化”趋势,即创业研究开始兼顾经济目标与社会、环境福利等可持续发展的多重诉求,并且提出了“社会创业”、“公益创业”、“生态创业”、“环境创业”、“可持续创业”、“绿色创业”等不同概念。被视为创业研究风向标的国际权威创业学术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连续三年推出了分别以“伦理与创业”、“可持续发展与创业”和“贫困与创业”为主题的年度专刊。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创业研究正在从关注创业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朝着关注创业如何实现绿色价值转向。 创业研究的这一转向与管理实践的变化密不可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绿色化挑战,各级管理层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如政府出台相关的监管政策,企业披露社会责任审计报告,试图改变企业“唯利是图”的目标取向,并把企业行为控制在绿色框架内。但是,与新企业相比,成熟企业更容易忽略生态方面的机会,或者说,对成熟企业进行的“绿色修补”,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绿色创新(Brugmann和Prahalad,2007)。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企业、公益组织、环保组织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这些新组织开始致力于把绿色管理从产出端追溯到投入端,从成熟企业上溯到新企业创建。 但是,丰富多样的绿色化创业实践,并不意味着创业研究绿色化就可以泛化或无序。相反,正确区分绿色创业研究与传统商业创业研究的异同点,认真辨析创业研究相关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创业的多重价值诉求,不仅有利于厘清绿色创业研究的演进脉络,也有助于指导创业绿色化管理。“创业是一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灵丹妙药”这一假设并未得到一致性验证,因此,有必要有针对性地探讨创业者能否、如何在盈利、环保、公益等不同诉求之间实现平衡的问题,而不能想当然地妄下结论(Hall等,2010)。为了避免创业研究泛化,我们应该善于发现和研究创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张玉利,2011),对于绿色创业研究也应该如此。 针对丰富多样的绿色创业实践以及因此而出现的新问题,本文根据可持续发展和创业研究的经典分析框架,通过比较不同主题的创业研究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可持续创业整合框架,并勾勒出实现创业绿色价值的关键环节,以期为优化创业绿色化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二、基于三底线原则的创业研究绿色化趋势 创业研究绿色化源自于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诉求,企业要想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遵循Elkington(1997)提出的三底线(triple bottom line,以下简称TBL)原则。其中,经济底线要求企业承担创造利润和增加投资分红等传统的商业责任,环境底线要求企业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而社会底线则要求企业承担对社会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责任。依据TBL原则,创业研究绿色化趋势实质上就是创业研究从只关注经济底线转向同时关注社会底线和环境底线,从而在已有商业创业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针对社会创业和生态创业等不同价值取向的创业实践的研究(参见图1)。
图1 基于三重底线的创业研究取向 (一)商业创业研究绿色化 创业研究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已经探索了创业在价值创造方面的诸多问题。长期以来,商业创业研究一直关注经济绩效,经常用经济或财务指标来衡量创业结果。但是,单纯追寻商业利润最大化的武断判定,并未在当前的商业创业研究中得到充分的支持。相反,我们看到创业者并不都是一味地谋求收入最大化,创业研究学者们也在努力拓展创业研究的视角,试图更全面地认识和科学地评价商业创业的产出结果(Cohen等,2008)。在这一研究取向引导下,融合环境和社会诉求的可持续发展主题逐步渗透到商业创业研究领域,使商业创业研究呈现出一定的“绿色化”趋势(Shepherd和Patzelt,2010)。这一变化主要集中表现在对以下两个基本问题的探讨上: 首先,为什么商业创业具有绿色属性。Dean和McMullen(2007)基于文献梳理,比较了环境经济学和创业研究的视角差异,发现前者把环境恶化看作市场失灵的必然结果,而后者则认为市场失灵会催生创业机会;有关环境的市场失灵是获取创业利润的机会,同时又能减少有损环境的经济行为,而这就是创业之所以能够帮助解决当前环境与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Senjem和Richards(2010)通过测度识别机会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发现,组织在实施环境保护方面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创业者的行为,尤其是“创业式拼凑”(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即“利用手头的资源来做事”,而这可以解释创业者如何应对环境约束来创造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