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是否影响了上市家族企业过度投资?

作者简介:
张润宇(1990- ),男,山东济南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家族企业管理、过度投资;余明阳,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30);张梦林,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 710061)。

原文出处:
中国软科学

内容提要:

本文重点探讨了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并将社会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相结合,分析了管理者背景特征对社会资本影响过度投资的调节作用。利用国泰安数据库2008-2014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数据发现: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地区,企业越容易产生过度投资。管理者不同的背景特征对社会资本存在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管理者政治关联会弱化社会资本的影响,即政治关联和社会资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管理者团队中女性高管比例增加及平均年龄提升都对社会资本产生负向调节作用;管理者受教育程度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这些结论拓展了社会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的相关研究,对于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改善管理层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8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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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对民营企业而言,投资决策的效率直接影响其绩效表现。投资项目净现值为负,会导致企业资金的配置效率降低、产生过度投资[1]。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本文发现既有研究大多考察的是制度环境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大多发现,受地方政府政策干预的影响,企业出现过度投资的几率显著提高[2];国有私有这两种产权制度的不同也会造成企业过度投资程度不同[3];而随着金融市场环境的改善,则明显降低和缓解了企业过度投资问题[4]。然而在当前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制度环境发展比较缓慢,非正式制度发挥的作用比正式制度更大[5]。为此,探讨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显得更加重要。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通过改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关系,对金融资源的分配产生影响[6]。以往关于过度投资的研究,忽视了社会资本这一外部环境的影响。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会对企业过度投资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这是本文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

       在企业决策的过程中,管理者是决策的主体。管理者自身不同的背景特征如性别、年龄、职业背景、受教育程度、政治经济地位等因素,会影响个人风险偏好,会使得他们做出不同的决策[7]。以往关于企业决策的研究,多孤立的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或高阶理论视角出发,单独讨论社会资本或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决策的影响,例如Zeng和Zhang(2011)[8]讨论了社会资本在影响企业债务来源选择方面发挥的作用,吕文栋等(2015)[9]则发现管理者异质性会影响企业投资融资决策进而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然而在现实中,决策的制定会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一方面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因素会使得企业决策制定存在区域性差异,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管理者团队的不同背景特征也会对企业的具体决策制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单方面的研究社会资本因素或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会对某些客观事实有所忽略,只能得到片面的研究结论。因此,基于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认为在研究社会资本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这一问题时,有必要将社会资本理论同高阶理论结合在一起,考察管理者背景特征发挥的作用。

       以往研究最重视的管理者背景特征主要是管理者的政治关联[10]和管理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因素[9]。上述背景特征在企业决策过程的不同环节发挥作用,管理者的政治关联主要影响资金获取环节,而管理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主要影响资金使用即投资决策环节。关于政治关联的既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与政治关联在影响企业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方面[11]以及对外投资决策和多元化投资决策方面[12]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即在政治关联水平低的地方,社会资本会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就企业过度投资问题而言,社会资本同管理者政治关联之间的替代关系是否依然存在?这是本文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另外,如前所述,以往文献多孤立考察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与高阶理论相结合的视角研究过度投资问题,那么上述管理者背景特征会对社会资本影响过度投资产生何种程度的调节作用?这是本文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

       综上分析,本文选取上市家族企业作为民营企业的代表性样本,着重分析了社会资本这一重要非制度环境因素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并将社会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相结合,进一步探讨了管理者背景特征对社会资本影响过度投资的调节作用。之所以选取家族企业为样本,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蓬勃兴起为经济振兴做出卓越贡献,这其中又以占民营企业比重最大的家族企业尤为突出。

       本文的理论贡献与实践贡献在于以下4个方面。第一,本文探究了社会资本这一重要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转型经济背景下,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比正式制度影响更大。选取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探究其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机理,对企业过度投资领域研究进行了有益拓展。第二,本文将社会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相结合,是对以往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单方面的讨论社会资本因素或管理者背景特征只能得到片面结论,从社会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考虑两者间影响的交互作用,有助于从完整层面理解过度投资问题。第三,本文的结论从企业过度投资的角度提供了社会资本与管理者政治关联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证据。这一替代关系表现为,社会资本可以提高社会诚信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促使合约的完成。在政治关联水平低的地方,社会资本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反过来讲,在社会资本较缺乏的地区,政治关联依然可以给企业带来各种有利资源,但同时政治关联也会使企业承担的外部政策性负担加重,导致企业过度投资增加。这一替代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也强调了政治存在“掠夺之手”的作用,这更加凸显出大力培育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第四,本文对于通过改善管理层治理结构,平衡管理层人员性别、年龄与受教育程度等措施从而使企业投资决策更为理性提供了理论和证据的支持。

       后文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最后为本文研究结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理论与高阶理论的内涵

       关于社会资本内涵的界定,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做出了划分:第一种观点从微观个体的视角出发,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体嵌入于网络内的资源;第二种观点从宏观集体层面的视角出发,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信任、网络和规范[13]。上述第一种观点主要被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所运用,第二种观点在经济学领域更受欢迎。本文侧重考察的社会资本是企业面对的一种非制度环境,关注的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期非正式制度因素如何影响企业资源配置与决策行为,采用宏观层面的定义才可以更恰当的衡量地区社会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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