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行动主体，企业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相比之下，慈善是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两者存在不同的利益导向。根据Carroll(1991)的社会责任模型，慈善是企业在实现短期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前提下，自愿将财物或服务提供给社会，以增加社会福利的行为，是最高层次的社会责任。慈善捐赠本身属于物质利益的让渡，能够做出利益让渡行为的关键在于捐赠者的精神理念(周怡和胡安宁，2014)。在我国，企业捐赠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作为社会的第三次分配方式，承担着救济社会弱势群体、减轻社会经济负担的责任，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作为一种企业行为，慈善捐赠必是在一定的理念指导下完成，这些理念将直接影响企业捐赠的策略，并形成企业自身的捐赠决策机制(梁建等，2010)。除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制度环境之外(贾明和张喆，2010；Malmendier等，2011；高勇强等，2011；郭剑花，2012；唐跃军等，2014；戴亦一等，2014；Benmelech和Frydman，2015；李维安等，2015；李增福等，2016；许年行和李哲，2016)，慈善捐赠理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商业伙伴、竞争对手等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可惜的是，鲜有文献探究社会关系网络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因此现有慈善捐赠研究存在“社会化”不足的缺陷。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契机。那么，基于何种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慈善捐赠呢？综观各类社会关系网络，企业中一个重要的关系网络就是董事网络，因为董事网络可以发挥社会资本的转化功用，是企业间可靠和低成本的交流渠道，通过与联结企业的沟通和交流实现资源相互获取和信息共享，使得联结企业行为表现出趋同性和一致性，即“同群效应”。①本文将基于社会嵌入理论，从董事网络视角考察联结企业之间的慈善捐赠行为。 目前，从社会嵌入理论解释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较少，从董事网络嵌入角度解释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更少，仅有陈仕华和马超(2011)分析了高管联结对汶川地震后捐款的影响。本文与其存在如下关系：相同之处在于，两篇文章均从管理层连锁任职角度分析了联结企业间的慈善捐赠行为一致性。不同之处在于，陈仕华和马超(2011)基于汶川地震这一特殊事件，分析了偶发事件下高管联结对上市公司震后捐款一致性的影响；而本文分析的是一般情形下董事联结企业之间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更强，并进一步分析了同群捐赠的动机。这既拓展了陈仕华和马超(2011)的研究，又为理解上市企业慈善捐赠提供了董事网络视角。本文将研究董事网络下企业慈善捐赠是否存在同群效应以及经济后果如何。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鲜有研究从社会嵌入理论角度解释企业慈善捐赠，本文尝试从董事网络视角解释因社会互动而产生的慈善捐赠趋同性，这为研究企业慈善捐赠动机提供了新视角；(2)不拘泥于“网络位置→企业行为”的研究逻辑，本文遵循“联结企业→网络位置→企业行为”的作用渠道，突破现有以网络位置为核心的董事网络研究思路，首次提出了董事网络同群效应，从而深化了现有董事网络研究；(3)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本文为企业构建董事网络、证监会监督连锁任职提供了理论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董事网络与慈善捐赠 作为一种企业行为，慈善捐赠必是在一定的理念指导下完成，这些理念将直接影响企业捐赠的策略，并形成企业自身的捐赠决策机制(梁建等，2010)。这些理念最终源于管理层的个人意志，因而对管理层个人意志的理解和分析是揭开企业捐赠决策机制“黑箱”的关键。除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制度环境之外(贾明和张喆，2010；Malmendier等，2011；高勇强等，2011；郭剑花，2012；唐跃军等，2014；戴亦一等，2014；Benmelech和Frydman，2015；曹春方和傅超，2015；李维安等，2015；李增福等，2016；许年行和李哲，2016)，慈善捐赠理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陈仕华和马超(2011)提供了高管联结的证据。 回顾现有文献，我们发现嵌入同一董事网络的企业往往在信息沟通、信任程度、行动目标以及道德判断等方面更易达成一致。董事网络是企业间可靠和低成本的交流渠道，通过与联结企业的沟通和交流实现资源相互获取和信息共享，最终表现为联结企业行为的一致性，即“同群效应”。在董事网络所形成的同一群体中，同群行为对个体行为是否产生影响、如何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等问题亟待解决。Bouwman(2011)从公司治理实践趋同的角度提出并证实了董事网络发挥同群效应的作用机理。尽管公司试图从公司治理特征相似的企业中选聘董事，但是这种公司治理实践匹配并不完美，因为其他因素同样会影响董事选聘，如熟悉其他公司治理实践的董事会影响其任职公司向那些公司的治理状况发展。最终，网络效应使公司治理实践逐渐趋同。此外，仅有少量文献考察了董事网络的同群效应：Fracassi(2017)利用公司间的董事网络数据检验了其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两个公司之间的董事网络越丰富，投资决策(研发支出、现金持有等)差异性越小，相似度越高；在国内，陈仕华和马超(2011)、陈仕华和卢昌崇(2013)、韩洁等(2015)以及刘永涛等(2015)分别从慈善捐赠、并购决策、社会责任以及会计政策选择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上述研究均证实董事网络嵌入下的企业决策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董事网络嵌入下的企业慈善捐赠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 (二)慈善捐赠的经济后果 从个人动机看，作为一种自由裁量行为，慈善捐赠能够为管理层攫取私人利益提供便利。贾明和张喆(2010)提供了私人收益证据，郑志刚等(2012)提供了建设形象工程的证据，Brown等(2006)提供了经理人提高声誉或社会地位的证据，Wang和Coffey(1992)提供了代理成本证据。从组织动机看，梁建等(2010)、高勇强等(2011)、薛爽和肖星(2011)、高勇强等(2012)、戴亦一等(2014)、唐跃军等(2014)、李维安等(2015)以及李增福等(2016)提供了民营企业利用慈善捐赠实现政治参与、建立和强化政治关联、与政府资源互惠以及寻求政治庇护等目的的证据。按照权小锋等(2015)的观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主要出于管理层主义和股东主义，前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服务于管理层利益而非股东利益，后者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体现的并不是管理层利益，而是股东自身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