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公民行为负效应研究  

作者简介:
刘家国,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武汉 430074;周媛媛,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武汉 430074;石倩文,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武汉 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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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组织公民行为是应用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被广泛研究的议题。研究的主流将组织公民行为假定为基于良好动机、对组织是有价值的角色外行为,主要关注于组织公民行为的前置变量,而对结果变量关注不够。有限的关于组织公民行为结果变量的研究主要涉及组织绩效,对其负效应研究尤为少见,而且关于组织公民行为可能恶化工作家庭冲突,导致绩效评价不公平、角色超载等负效应的观点实证结果并不统一,对组织公民行为负效应是否存在的认识仍不明确。本研究基于进化心理学结合广义交换和印象管理理论提出,在中国情境下,由于领导在组织资源配置、个人利益分配方面的重要地位,组织公民行为具有获取领导情感信任进而获取好的资源分配、利益分配地位的动机,从而并未必然导致工作家庭冲突和角色超载这些负效应,且与工作家庭冲突和角色超载负相关。此结论拓展了现有的关于组织公民行为与工作干涉家庭冲突、角色超载等负效应关系的认识,有助于加深对组织公民行为与其结果变量关系的认识。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7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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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快速增长,组织公民行为已成为应用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被广泛研究的议题之一[1]。主流的观点是,组织公民行为有助于组织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增强组织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组织绩效,是组织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但组织并不需要明确或直接付给报酬[2]。这些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员工之所以自发地开展有利于组织或组织其他成员的行为,是因为组织给予了个人利益,如物质报酬,社会地位。但基于印象管理理论的研究认为,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机并非一定是利他,也可能是自利性的[3,4],如满足行为者获取自身利益如塑造好的形象[3],获得高的绩效评价、增加晋升资本[5]的需要,从而可能影响领导绩效评价的公平性,进而恶化团队成员间的关系,降低组织绩效。而且,开展组织公民行为的员工不一定能获得认可或期望的回报,有“好人没好报”的情况。主流研究将组织公民行为假定为基于良好动机、对组织是有价值的角色外行为[6],而这些结论是从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界定作出的推断,而非直接的实证结果[1]。或许正是由于组织公民行为这些假定的好处存在性“无需怀疑”,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于组织公民行为的前置变量。有限的关于组织公民行为结果变量的研究涉及的组织绩效变量主要有销售额[7],产量、产品质量[8]、成本、运作效率、客户满意度[9]等,而对其负效应(Negative outcomes或Dark side)的研究更为少见[10],仅Bolino等[11]非常有限的文献作了探讨。Bolino等学者抛弃组织公民行为一定是有利于组织的假定,开始关注于组织公民行为是否会对组织和个人有不利的方面——负效应[3,12]。Bolino等指出组织公民行为可能恶化工作家庭冲突,导致绩效评价不公平、角色超载等问题[3,12],但一些实证研究[13,14]和元分析[15]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最近,Bolino等[16]提出了公民倦怠(Citizenship Fatigue)这一新概念,用于概括个体因从事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情绪低落、疲倦或焦躁而不愿意进一步开展组织公民行为的状态。公民倦怠是由于组织公民行为者精力或资源不足,或不能得到补充、补偿而产生的,并不影响其角色任务的完成。此概念更有助于说明组织公民行为的形成机制,而不是回答组织公民行为的负效应是否存在。研究组织公民行为负效应的中文文献也不多见,且其内容主要为对国外研究的一些总结和结合国内实际的一些思考,缺乏系统性的实证研究。组织公民行为负效应是否存在仍是一个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主流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解释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机,认为个体从组织获得了物质、情感和信息等资源时,就产生了回报组织的责任感[17],从而更努力地工作,回报组织[18]。这种解释不能说明组织公民行为及其程度在个体间的差异及可能存在的“搭便车”问题[19],因未产生组织公民行为的个体也从组织获得了好处。例如,经常帮助同事提高工作质量的员工与未从事任何利他行为的员工,如果都完成了分内的任务,都会获得报酬,都从公司获得了利益。Molm等[20]认为,问题在于这些研究只采用了交换双方之间直接互惠来解释问题,而交换不仅是双边的,而且具有多种形式。故而,一些学者从广义交换(Generalized exchange)进行解释,拓展了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开展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但基于广义交换也并未能完全解释个体间组织公民行为的差异。试想,如果组织公民行为是无成本的,又能获得一些好处,那大家都是“好战士”了,个体间也并不会因组织公民行为而存在差异。但现实中并非如此,组织内并非所有的员工都呈现组织公民行为,而且不同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是有差异。所以,组织公民行为的发生并非无成本的,是以行为者的认知资源、情感资源、体力的耗费[16]为代价的,而这种代价,社会交换和印象管理还不能全面予以解释。进化心理学的符号理论对此作了拓展,如Salamon等[4]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Evolutionary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解释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机。但与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相比,基于广义交换、社会进化心理学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缺乏实证性的研究。所以,尽管存在这些解释组织公民行为动机的理论,对组织公民行为动机的类型、影响的认识仍是不足的[21]。

      个体行为受工作环境、组织文化、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组织公民行为也不例外,对其形成机制、影响因素等的研究应考虑环境的因素。现有文献研究的重点是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前置变量及其相互关系,而对跨文化的研究关注不够[22]。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经济体制兼具转型经济、新兴经济和西方经济体制的特征[23],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与市场体制、政治法律体系、企业治理模式、消费者消费观念与行为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市场体系、社会服务模式、法制、企业伦理等并未成熟和完善,企业的经营具有极大的风险和极高的不确定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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