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2009年国企高管“限薪令”颁布以来，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一直面临管制，但是，国有企业的高速发展势态却与高管的低薪酬相悖：截至2013年，我国可独立进行会计核算的国有法人企业达到了15.5万户，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5.8％；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104.1万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6.3％①。那么，在货币激励不足的情况下，是什么激励了国企高管？与民营企业不同，我国政企人才交流制度使得国企高管具有获得政治升迁的可能性，这也意味着国企高管面临着隐性激励——政治晋升激励，且在货币激励不足的情况下，国企高管对政治晋升激励的感知就越强。那么，国企高管为实现其政治晋升是否会做出政治迎合行为？这种政治迎合行为的后果如何？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国外学者主要研究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激励。Beasley(1995)研究发现，美国各州州长连任的可能性与其地方税收的竞争力正相关。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的关系。政府通过上级任命、干部相互交流、行政晋升等手段，使得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官员掌握到更加充分的信息，因此，政治晋升是有利于克服监督不足，减少信息不对称，进而提升地方经济绩效的有效激励措施(Huang，1998)，并且省级领导的行政升迁与地方经济的增长率是正相关的(Li & Zhou，2005)。由于我国存在政企人才交流制度，一些国企高管可能获得政治升迁，因此，我国国企高管也受到政治晋升激励。杨瑞龙等(2013)发现，央企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与央企高管的政治晋升概率正相关。更多关注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董事长的政治晋升激励对公司的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而总经理的政治晋升激励却未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关系(宋德舜，2004)。在民营企业中，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与公司的绩效之间是存在着微弱的正相关关系的(宋增基，2013)，政治晋升激励也可以对民营企业的高管产生一定的激励效果，促使他们认真经营企业。 企业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促使他们认真经营，提高企业绩效，争取政治晋升的可能性，这便是政治迎合行为产生的根源。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高管表现出越浓的政治迎合倾向，其获得政治升迁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一旦这种激励过度，国企高管就有很强烈的动机，为得到上级政府部门领导的赏识，实现其个人的政治晋升，做出迎合政府的政绩需求、迎合短期的考核指标，快速提升企业业绩以获取个人良好形象，而以牺牲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为代价的经济行为。本文将这种国企高管为迎合上级政府部门的需要，做出的虽然有利于实现其自身的政治晋升，但不利于企业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定义为政治迎合行为。政治迎合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超额公益性捐赠、过量媒体宣传、过度投资、盈余管理、减少研发投资、扩大非生产性支出等。目前对于政治迎合行为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国企高管参政议政可以起到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于文超，2012)；何威风等(2013)发现，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在非国有控股公司和竞争性行业，管理者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从上文可以看出，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会影响其过度投资和盈余管理行为，那么，在国有企业中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是否会影响他们的过度投资和盈余管理行为——即政治迎合行为呢？如果有影响，又有怎样的影响？这种关系又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就构成了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考虑到我国的制度与市场环境，结合影响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因素，构建出一个以潜在政治晋升机会作为政治晋升激励的替代变量，试图更好地衡量政治晋升激励；(2)首次提出政治迎合行为的概念，丰富了政治晋升激励研究的理论；(3)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经营业绩影响的研究，拓展到政治晋升激励对管理者行为影响的研究，对现有理论进行了扩充。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企业家才能是现代公司治理中的关键性生产要素，因此，要想建立有效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就必须完善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机制，通过一系列的激励措施激发高管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使得他们可以自愿、积极地为提升企业的业绩而拼搏奋斗。由于我国存在政企人才交流制度，国企高管有机会调任到同级或上级政府部门成为政府官员，这种制度背景使得国企高管兼具了“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双重身份特点。因此，国有企业与一般企业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有所差别，国企高管的管理行为方式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经营者，对国企高管有效的激励方式也区别于一般企业。虽然早在十年前国企高管的行政官员身份已被明文废除，但是，国企高管仍然是由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管辖，他们的任免、调动、交流仍然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或上级部门来决定。并且，在当前党政干部交流制度下，有一大部分国有企业高管会被调任到党政机关政府部门或上级控股公司任职。这种有机会获得政治晋升而形成的激励方式就是政治晋升激励。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企业不断对外投资、扩大规模。投资扩张行为不仅仅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提升GDP水平、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还可以为企业所在的地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协助政府部门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企业投资扩张行为是实现地方政府一系列政策目标、政绩成果的重要途径。因此，当地政府部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企高管的经营决策行为(夏立军等，2005)，为实现其政绩目标，将经济指标内部化到政府所在地的国有企业(张洪辉，2010)，促使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而从国企高管私人收益的角度来看，企业的高管可以在代理关系中通过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获得私有的收益(Stulz，1990)。在货币激励不足的情况下，政治晋升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高管获取的私有收益之一，因此，国企高管为实现政治晋升，有强烈的动机进行过度投资以迎合上级政府。依据前述的制度背景分析，国企高管的选拔、晋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部门的影响，这就使得其职务本身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而当国企高管的经营管理行为能够帮助政府实现其目标时，国企高管获得政治晋升的可能性就会增大。那么，基于政治晋升的动机驱使，国企高管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会更倾向于迎合政府的需求，即在政治晋升激励的驱动下进行过度投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