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资本概念，发展资本市场，是近年来我国改革与发展中取得的最有意义的进展之一。资本的本性在于追逐利润，它不仅仅是追求一般的利润，而且是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要使资本能够真正具有这样的功能，就必须建立和完善资本机制，必须促使企业按照资本机制的内在要求进行运作，广泛地进行资本经营。就目前来说，在企业中全面地引入资本经营机制，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特别是微观改革的一个紧迫课题，这主要是因为：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进行资本经营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涵义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改变企业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使企业能够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在聚财→用财→生财的全过程中，都能具有独立的意志与利益；二是把企业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剥离开来，把将本求利、造福社会作为其主要任务；三是企业能自主地、合理地进行资产组合和资本运作，随市场的扩张而扩张，随市场的收缩而收缩，从而在企业内部进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资本的生成机制、资本的组合机制、资本的竞争机制和资本的增殖机制，使资本市场成为市场体系中起核心作用的市场，使资本机制成为企业和社会进行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主导机制。 二、实现两个根本转变要求企业进行资本经营 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型经营，这已成为我国“九五”期间改革与发展的主题。这两个转变，虽然有着不同的涵义，但实质却是一个，即由行政机制配置资源转向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使资本机制得以产生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传统的经济体制是一种行政体制，这种体制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资本机制和资本经营，从而导致社会经济运行僵化而无效率。传统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推动，由于缺乏投资存量调整的市场机制特别是资本机制，因而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粗放的、外延型的增量投资。要真正实现这两个转变，就必须引入资本机制和资本经营。从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只有引进了资本机制，按资本机制的内在要求来进行资本经营，企业才能不断强化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并且产生对不合理的行政命令的抗逆机制。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不仅意味着新投入的资金要按照市场方式来进行运作，而且意味着要按照市场经济运行和规模经济的要求来进行存量调整，而存量调整的最有效途径是资本经营——通过企业的收购、兼并与资产的转让，使呆滞的资产流动起来，使多余的资产转让出去，使现有资产最经济、最合理、最有效地配置到最需要的企业和产业中去。 三、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要求企业进行资本经营 从资产营运的角度来说，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制企业，本来应该同时完成两个过程：一是死钱变活钱，即把原来投给企业并且凝固在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上的资金转化为股票，从而成为可流动的资产；二是小钱变大钱，即通过股票上市，按市价出售国有股的股票，从而在运动中完成国有资产的增殖。但在我国，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74%左右的国家股和法人股（大部分也是国有资产）是不上市的，因而不管股票市场怎样起落，这部分资产都只能“坐电梯”，国有资产除了通过资产评估、向社会公众高溢价发行股票而稀释了其他股本而增殖外，并没有真正从股票的二级市场上实现增殖。以沪市为例，1992年，沪市综合股价指数最低为292.76点，最高为1429.01点；1992年11月，股指跌至394点，1993年3月达到1558.40点；1994年7月，股指跌至334点，8月底升至1052.94点；1995年5月，股指跌至524.43点，同月，又升至926.41点；1996年1月，股指跌至512.83点，12月达到1258.68点。在几年的时间中，股价指数的波幅累计达1924%，而由于国家股、法人股不能流动，国有资产至少损失了几千亿元的市值，若加上深市的国家股和法人股部分，其损失规模就更大。不仅如此，国家股、法人股不能流通，还有着十分明显的负作用：其一，企业的收购与兼并机制不能真正启动。收购与兼并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目标企业，在国家股、法人股占绝大部分比例并且不能流动的情况下，任何收购、控股的企业都很难实现，这一方面导致上市公司的资本流动出现呆滞，不利于存量调整和产业调整；另一方面又使上市公司无法真正摆脱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还不得不对原上级主管部门和其他有权代表国家股行使权利的部门负责，而不能真正地对其他股东负责，同时也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压力，以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其二，资本扩张权是上市公司最重要的权力，也是其具有的最大的优势，但由于在目前配股比例受到限制（不能超过上年股本总额的30%），而国家股、法人股又普遍缺乏配股资金，在把国家股、法人股的配股权转让给社会公众后，转配部分又不能上市，因而上市公司的股本扩张权和资本经营能力都大打折扣。 四、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要求企业进行资本经营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是市场经济中企业资本来源的两种基本方式。在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因而企业的直接融资一直受到压制，间接融资在企业的资金来源中一直占绝对的主导地位。由于近年来国有企业的效益出现全面滑坡，偿债能力越来越低，因而我国在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两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一是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呈直线上升的趋势，1980年为18.7%，1990年为58.4%，1995年已达80%，高负债率和低收益率融为一体，反映了国有企业的现实状况。二是银行不良资产的比率也呈递增的趋势，目前至少已达25%左右。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得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融资环境日益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在制度创新上找出路，不尽快地引进资本机制，不广泛地开展资本经营，那么这种矛盾的日益累积就有引起支付危机——进一步发展下去就是金融危机的可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一个绝大多数企业相互拖欠、连借贷本金都不还（更不要说利息）的金融环境中，由支付危机而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是必须予以格外关注的事情，否则，一旦支付链条发生大的断裂，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从而出现比较严重的社会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