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视角下组织过程的不确定性、情境决定论与变通

      1 周易哲学中本体不确定性与过程本体

      周易哲学具备一种从整体动态上把握宇宙生命的智慧，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直接体现在对于不确定性问题的理解深度和处理方法上。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不确定性是基于认识论层面的不确定性，而周易哲学中的不确定性体现为本体论层面，在周易看来，世界本体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

      过程本体观意味着现实世界是一个过程，此过程本身就是实际存在物，过程与关系优于实体。从过程本体观出发，世界的不确定性不是基于人类认识局限的不确定性，而是“过程本体”的不确定性。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本体是确定的；某物实存之前已经设定了其本质的先验存在，是确定的。不确定性只来自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有关中西哲学中不确定性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见表1。

      

      易学管理与李平[3]的阴-阳理论虽然都基于周易，但其理论框架完全不同。李平[3]在否定了“either/or”和“both/and”逻辑后，认为阴阳是一种“either/and”逻辑，但该论点还未被普遍接受[4]。此外，“阴-阳”二元与不确定性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即使将阴阳二元作为“不确定性”，也只能是不确定性的一种，不确定性还包括除“阴-阳”之外的很多情形[1]。本研究与阴-阳理论的不同还在于，更多地从过程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周易。从中国哲学的角度而言，李平的阴-阳理论试图由“阴阳”释“易”，而本研究是由“易”释“阴阳”。换言之，将阴-阳视为“易”的基本方式之一。

      “易”即不确定性，周易哲学原典《易经》中的“易”主要体现为“变易”、“通变”，其最大特点就是笔者所提出的“普遍不确定性”。使用“普遍不确定性”概念是对周易哲学进行现代化诠释的最好途径。周易哲学包涵“折衷”或“平衡”，但不止于“折衷”或“平衡”，因为无论“折衷”或“平衡”都是二元论的观点。此外，周易哲学中并非处处都是折衷与平衡，例如讼卦中的争斗、革卦中的主动变革，如果变革得当，“其悔乃亡”。周易哲学也不同于西方管理学中的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管理实践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普适的管理方法。权变观点的最终目标是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境的组织设计，为此，权变理论总结了若干种制约管理活动的影响因素，包括：组织规模、组织对于外界环境的适应性、组织资源与经营活动的差距、人性假设、战略、科技等。权变理论的重点在于针对以上每一种环境的类型找出一种管理模型，因此，权变理论的实质是管理类型论，其中，权变中的“变”是有规律性的“变”，而非不确定性。从权变的英文解释：“A plan or measure is one that is intended to be used if a possible situation actually occurs”来看，权变理论应对的是已经预测到的现象和情况，可见权变理论的核心在于“权”而不在于“变”。鉴于此，管理学中权变学派的主旨是完全不同于周易哲学的。

      迄今为止，西方思想中最接近周易本质的是WHITEHEAD[5]的过程哲学，本研究即借鉴这一哲学思想，并将其发展为“过程本体的不确定性”。WHITEHEAD认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是“实体实在论”，实体实在论认为世界的最终构成单位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笛卡尔哲学意义上的“实体”、康德的“物自体”，还是黑格尔的“精神实体”均是确定性的存在，而区别仅在于人们是否能够认识上述各种“实体”。WHITEHEAD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过程的不确定性”，但其过程哲学蕴含着不确定性。以周易哲学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不仅是对不确定性的大幅度容忍，在特定的情况下，还存在一种“泛不确定性”或“普遍不确定性”的倾向，即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不确定与可变的，这就是“通变”[6]。“通变”在方法论上体现为“情境决定论”、“变通”、动态调整、体悟、图式理性与天人合一。本研究着重探讨情境决定论、变通与动态调整。

      2 情境决定论与变通：应对普遍不确定性本体的方法论

      中西哲学对于不确定性的看法并不相同。西方哲学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案主要是满意原则和风险原则(见表1)：风险原则意味着尽可能确知事物发展可能性的概率；满意原则即立足于当下，尽最大可能性对未来发展做出预测。

      由于周易哲学立足于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7]与普遍的不确定性，因此很自然地秉持一种情境决定论的观点，即事物本身处于千变万化之中——变化是事物存在的常态，这种不确定性引致并强化了人类认识或预测事物未来状态的能力的有限性，而事物的状态只可能在当下才可能完全被人类认识、理解并确定。随着事物发展的进程，原先不确定的因素逐渐变为确定，相应的制度与对策也要动态调整。

      基于情境决定论的观点，人类应该如何行事，只有处于当下的情境中才能完全决定，由此提前制定的任何制度、规则、决策都应该为不确定性保留一定的空间，以便及时对它们进行处理或调整以符合当下的情境，这种“即时的处理或调整”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变通”，其中的“通”指的是“通变之谓事”，“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的涵义，即推行下去、延续下去而不阻塞的意思。“变通”包括“通融”、“动态调整”、“引导”与“变革”4种方式。以上思想在周易中体现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时”，“时”指事物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或者一个特定的情境，“时义”就是“卦义”，即一卦的主旨，每卦都有一个主旨，因而每卦都代表一个特定的“时”。由此，周易实际上是对64个特定的事物发展情境的义理诠释[1]。由此可知，不确定性不是模糊性：不确定性指不可能准确预测事物的发展，但事物发展累积的效果在当下则是明确的，不是模糊和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情境决定论与变通，或者说，情境决定论与变通是周易哲学应对本体不确定性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