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第一批家族企业已陆续进入传承期，据福布斯《2015年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显示，10％左右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已经完成一二代的交接，进入二代掌权的新阶段。全国性的家族企业交接班时代已经悄然来到。近年来家族企业二代接班的新闻屡见不鲜，海翔药业罗煜竑4年败掉40年家业，海鑫集团在二代李兆会手中破产重组。范博宏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在一二代交接过程中近60％财富蒸发。由此可见子承父业这种主要的传承模式虽然符合家业代代相传的梦想，但要真正实现企业长青却并非易事。对于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如何帮助家族企业实现平稳交接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积极探索的目标。 自从社会学家开创“社会情感财富”研究的先河以来，社会情感财富与家族企业管理之间的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焦点。本文立足于家族企业全面进入交班换代的大背景，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以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为样本，从离任企业家的政治联系，继任企业家的政治联系和家族企业传承前后企业政治联系的变动三个角度入手，系统全面的研究家族企业政治联系对传承绩效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政治联系 政治关联是指企业高层与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Faccio，2006)。据调查，47个国家中就有35个国家存在着政治关联，这一比例高达74.5％。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不论是政府主导型的还是市场主导型，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政府当局的影响，如经营资格审批、税收征管、国家法律法规的推行等。对于我国而言，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基(张萍和梁博，2012)。民营企业家最直接的获得政治联系的方法就是在中国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Chen et al.，2011；陈凌和王昊，2013)。相比其他一般的企业，拥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可以更容易获得政府给予的融资机会以及补贴机会(余明桂等，2010)。 (二)传承绩效 家族企业的继承不仅仅是企业财富和管理权的继承，还包括企业文化的继承以及领导方式的继承等。众所周知，企业财富和管理权是企业运营的核心命脉，企业文化更是企业的导航仪，这些都是衡量家族企业继承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而界定家族企业传承绩效比较模糊，其维度也十分复杂。Olson(2003)认为，衡量家族企业继任绩效时必须同时考虑家族企业在家庭和企业两个维度上取得的成就。国内学者一般用接班人继承之后的企业绩效来衡量(于斌斌，2012；刘学方等，2006，2009，2015)。刘学方(2015)则应用雇员及家庭成员对继承过程和结果的满意度来描述企业主观的传承绩效。 (三)政治联系、传承绩效与社会情感财富 社会情感财富指“家族所有者从企业获得的非经济收益”，主要包括家族控制和影响、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紧密的社会关系、家族成员的情感依恋、家族代际传承意愿(Berrone et al.，2012)等。根据Berrone的维度划分，社会情感财富影响着家族企业政治联系与传承的绩效。 首先，家族企业政治联系有利于企业控制权传承的代际锁定。胡旭阳(2013)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度越高，实际控制人的后代介入上市公司(担任董事或总经理或副总经理)的可能性越大，即契约政治关联度越高，家族涉入的程度越深；何轩(2014)研究发现不利的制度环境会影响退位者的传承意愿，如若企业的政治地位高，企业主对制度环境的不利感知被会适度的减弱。 其次，家族企业政治联系可以增强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增进家族内部情感。卫武(2006)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与获得的政治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从战略管理角度来看，有关企业政治政策的研究都是基于一个潜在假设——“企业政治活动能够对组织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多位学者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正相关关系，而企业家拥有政治联系的市场绩效要比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家的绩效更好(刘林，2016)。 最后，社会情感财富影响代际传承的成功率，而企业的政治资源则有助于通过提升企业情感收益来增加企业情感价值，故企业的政治资源可以间接影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成功率。 综上，民营企业寻求政治联系在我国具有高度普遍性，对于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传承而言，政治联系主要表现为民营企业家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政治参与，这种参政议政的行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企业传承带来影响。从社会资本属性角度分析，一方面，民营企业通过政治关系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避免或减少来自地方政府的侵害行为；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政治联系是企业主能力的体现，有助于企业主权威的形成。从资源属性来说，民营企业家政治联系本身就是一项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和短期内无法替代的重要资源。因此在企业传承时，创始人的退出导致企业政治联系减弱，必将引起企业绩效的变动。故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传承时家族企业政治联系(即离任者在位时的政治联系)与传承绩效正相关。 已有研究证明一代创业者的参政议政行为会直接影响二代接班人的参政议政行为。一方面，在企业发展初期，父辈的政治关系曾为企业发展带来各方面的便利，父辈寻求政治联系取得的成效会激励企业继承人的参政议政行为。另一方面，企业创始人为了最大程度的延续政治联系为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会不断督促继承人参与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创始人参政议政期间积累的经验和人脉关系可以为继承人的参政议政带来便利。故本文认为企业继承人的政治联系对传承绩效变动有调节作用，当企业创始人和继承人都拥有政治联系时，传承绩效更稳定。故本文提出假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