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中国，中小企业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借不到钱。你认为，要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下一步的突破口在哪里？ 汤敏：融资问题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小企业借不到钱并不是银行中没有钱。据统计，目前中国银行系统中没有贷出去的资金高达1万亿人民币，达GDP的10%左右，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绰绰有余。但银行不愿意贷出，那么成立大量的担保公司是不是突破口呢？ 我不这么认为。现在全国有200多个担保公司，各地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一共才筹集了担保资金66亿元，可担保400亿—500亿元。但迄今为止，仅担保了不到100亿元。对于中小企业的巨大需求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因此，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的障碍为融资难的问题，包括银行融资与资本融资。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信用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不建立信用体系，担保机构的风险极大，搞不好会把担保机构，甚至把银行拖垮。因此，中小企业未来发展的突破口首先要解决的是信用问题。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秩序，信用是投融资的基础。 记者：有人说，我们没有信用基础。你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汤敏：我认为我们的信用不是这样差，目前的问题是体制、机制上的。最近，我到天津去考察亚行与天津妇联举办的对下岗女工的小额贷款，他们的还款率为100%。亚行在中国农村广大地区开展的小额贷款的260多个试点中，贷款的大多数对象为年均收入低于635元的农民。他们的很多人是长期躺在扶贫款上的。然而对他们的小额贷款回收率均为90%以上，大部分为99%-100%。 记者：你说的这个情况很有代表性。为什么普遍面临“信用危机”时，这些人在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信用如此之好呢？ 汤敏：关键在于有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就是五户联保，一户不还钱五户都别再借钱。这样通过邻里的压力比抵押的效果要好得多。二是这些借钱的人知道，一但他们一次不还钱，就会永远地失去从小额贷款系统中得到帮助的机会，因此十分珍惜这种机会。小额贷款的实践说明，并不是我们的信用不高、素质不好，而是缺乏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一个中国人早就运用过的联保制，就基本解决了贫困农民的信用问题。 记者：我知道在美国有一种信用信息中心，那里保留着每个人的信用记录。如果一个人在信用上有过污点，对他今后的发展会很不利。 汤敏：是的。西方银行的逻辑是，如果一个人过去有过不还钱的习惯，今后就有可能不还钱。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里，人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爱护自己的信用。一但信用出了问题，所有的融资渠道就向他关闭了。 试想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信用信息系统，有谁还敢说“敢借敢用敢不还”呢？要让那些欺骗行为的信息尽快地在市场中传输，传输得越快，市场秩序的建立就越容易。只要有了这样一种机制，银行才能给中小企业一个更宽松的贷款环境，担保公司才敢放手去担保。 记者：那么建立类似信用信息系统这样一个机制难不难呢？国外有哪些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汤敏：建立一个完善的诚信系统关键看重视不重视，方法对不对。我们国家曾经有过世界上最复杂的个人档案系统，最完善的户籍制度，拿出这样力度的十分之一来就足以建立一个信用体系。 还有一个办法是拿来主义。信用系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事物，但对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技术，计算机软件也不少，可拿过来加以改造以适合我们的国情。目前上海正在建立这套系统。 此外，在具体操作中，首先要建立的是信用系统。在信用系统里建立一个过去借贷还款的记录查询系统，再建立信用评级；先建立对民营中小企业与个人的诚信系统，再建立对国有企业的系统，分别处理；先建立区域性的再建全国性的。诚信系统是信用评级，商誉的最基本的问题，是融资最需要的东西。 记者：在信用信息系统的建立中，政府起着怎样的作用？它是否应当直接参与管理甚至操作？ 汤敏：我认为，信用信息系统的建立一定要有政府的支持、协调和推动。信用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修改与解释。政府也要推动协调有关的金融单位一起来建立这套系统。政府可能还要投资一部分钱来使系统运作起来。还要对银行贷款制度做一些修改，承认个人与企业的良好的信用本身就是一笔财产，其意义比抵押与担保可能更为重要。信用信息系统完全可以通过商业运作的方法，通过各受益单位的投资、交费来自负盈亏，独立操作。这在其他的国家都有很丰富的经验。 总之，尽快地建立一个企业与借款个人的信用信息系统，是解决中小企业的信誉与商誉问题，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与担保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可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