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和紧密，人们对中国情境的兴趣日益浓厚，对来自中国企业和组织的管理学知识需求也日益强烈(Tsui，Schoonhoven，Meyer，Lau & Milkovich，2004；Barkema，Chen，George，Luo & Tsui，2011)。在国际顶级管理学学术期刊发表有关中国情境的论文数量及其占期刊发文总量的份额也迅猛增长①。但是，另一方面，贾良定等(Jia，You & Du，2012)的最近研究表明，30年来发表于7本顶级期刊的270篇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与组织论文只贡献了3个新概念：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tion)、关系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和关系(guanxi)；在概念间关系的解释逻辑方面，贡献了儒家思想的一些概念及其解释逻辑(如面子、五伦、报、人情等)。该研究证实了徐淑英在2009年《组织管理研究》主编论坛“中国管理研究的展望”中的判断：“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管理学研究追随西方学术界的领导，关注西方情境的研究课题，验证西方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构念，与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论。而旨在解决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和针对中国管理现象提出有意义解释的理论的探索性研究却迟滞不前”(Tsui，2009)，也证实了国内学者的类似判断(韩巍，2009；郭毅，2010；田恒，2011)。如郭毅(2010)所说：“有关‘中国的’本土管理研究总是缺乏一个‘好’理论建构和发展所必需的过程，如同一个长不大的歪脖子树，总是只有几个短短的树枝和小小的枝芽，始终长不成常青茂盛的参天大树。” 这个现象提出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情境如何对理论产生贡献？或者说，本土化研究如何产生理论贡献？二是，作为中国本土研究的学术社区，如何建构合法的、有效的理论体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并就具体研究给出了指导方法。贾良定等(Jia et al.，2012)构建了一个情境本位模型，指导如何开展有理论贡献的情境化或本土化研究。Rousseau和Fried(2001)强调3个层次的情境化：(1)对情境的工笔描绘，(2)对情境作用的直接分析，以及(3)通过识别跨情境的一般性和独特性来开展比较研究。Tsui(2006)提出可以在四方面进行情境化：(1)选择要研究的现象，(2)发展理论，(3)测量数据，以及(4)设计研究方法。Whetten(2009)把情境对理论的贡献分为两类：(1)“情境化理论”，即识别一个理论的边界条件，并且当在新情境中运用该理论时确定如何调整理论的预测；(2)“理论化情境”，即找出一个可能的新理论，这个理论可以有效地预测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张志学(2010)提出了几种情境化方法，如将国家特征作为自变量、找出某个重要的组织特性来检验以往理论在何种特性下的适用性，以及考察某种价值观程度不同的个体对于组织现象的反应以丰富以往的理论。李平(2010)提出本位—客位平衡的本土研究方法，类似于Morris等(1999)提出的“动态协同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即在单情境中发展出新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并试图在多情境中展开一系列对话性的探索研究和应用研究。最近，徐淑英和贾良定(2012)进一步总结了4种情境化方法，每一种都旨在改善研究的严谨性和切题性，并且提高得出有意义研究结果的可能性，使研究结果能对管理学知识体系和中国管理实践有所贡献。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针对单项或多项研究而言，那么第二个问题则更多从学术社区层面考虑问题。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产生后，经过学术社区的检验和竞争过程，只有少量能够成为合法的、有效的理论体系。对于目前中国管理学研究现状而言，不仅要关注如何产生既严谨又与能指导中国管理实践的成果和理论，而且更要重视如何从这些众多成果和理论中涌现出一些或一批合法的、有效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在管理领域甚至其他学科领域被不断地引用和检验，不仅能够解释和指导中国企业和组织的管理实践，甚至可以解释和指导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管理实践，成为中国管理学术社区甚至国际社区的合法性理论体系。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研究，如果发展出一些或一批这样的理论体系，那么中国管理学才真正建立了理论自信。 然而，目前几乎没有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本研究正是回答第二个问题：如何建构合法的、有效的理论体系？ 本文认为，管理学理论建构是个体学者在整个管理学学术社区内产生新思想并传播思想的对话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理论首先在个体学者脑中形成，并经过小团体讨论和修正，到整个学术社区的检验、完善和竞争，最终成为管理学界公认的合法有效知识体系。知识体系已经远远不是某个学者最初的个体认知，而是融入了多人智慧的跨层次学习和对话的结果，是在“思想市场”上与其他相关理论竞争中胜出的产物。本文选择6个国际管理学界公认的、合法有效的理论体系为案例，其中4个理论的提出者为西方学者，2个理论的提出者是华人学者。基于组织学习理论(Crossan，Lane & White，1999)和制度对话理论(Phillips，Lawrence & Cynthia，2004)，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设计探究管理学理论构建的社会化活动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理论体系形成是一个由个体学者思索开始，到学术团体整合，再到学术社区辩证的动态、跨层次对话过程。学者通过唤醒性修辞，引起他人对新理论的共鸣，推动学术社区认同新理论，最终成为合法有效的理论体系。本研究试图为搭建国内管理学学术社区的对话平台，构建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理论自信道路，提供理论指导。 二、理论基础与本文理论框架 (一)既有观点 理论是一系列命题的集合，用以解释特定社会现象(Whetten，1989)。理论建构研究则是有关如何构建科学理论的反思性研究。既有文献中，管理学者着重理论建构中“个体学者应该如何做”的问题，而忽略了理论体系形成的社会化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近期反思中，管理学者分别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MR)和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MOR)等两本反映西方和中国管理学前沿思想的国际核心期刊中，以专刊形式讨论了新理论构建和情境化研究取向等问题。在MOR的专刊中，学者对是否应该进行中国本土化研究以及如何进行本土化研究展开讨论。他们认为，作为科学工作者，管理学者应该从情境出发，发展具有高度切题性的管理学理论，从而指导特定情境中的管理实践(Tsui，2009；Whetten，2009；Barney & Zhang，2009)。在AMR的专刊中，以欧洲学者为代表的批评者对管理学研究现状提出了挑战并指出创新理论的具体方法。他们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学领域已经逐渐没有新理论产生，取而代之的是对既有理论细枝末节的扩展、曲解、澄清等活动(Suddaby，Hardy & Huy，2011)。为了构建管理学新理论，个体学者应该善于整合不同的认识论范式(Kilduff，Mehra & Dunn，2011)、挑战已有理论的基本假设(Alvesson & Sandberg，2011)、整合和推广其他学科中的理论(Oswick，Fleming & Hanlon，2011)、提出对立性研究问题(Tsang & Ellsaesser，2011)、组合不同理论中的既有元素(Boxenbaum & Rouleau，2011)、从实践中提出命题(Sandberg & Tsoukas，2011)等等。另一方面，虽然Smith和Hitt(2005)用简单归纳法提出一个理论发展的过程模型，但遗憾的是他们同样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学者身上——突出学者的个性特征(如敏感程度、毅力等)对理论发展的作用，这一点同样忽略了理论建构的社会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