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人类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继焦,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张继焦(1966-),男,海南海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企业人类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主要参与推动企业人类学发展的有美国、中国、日本等三个国家的人类学家:在美国,沃纳被称为工业人类学或组织人类学之父;在中国,费孝通先生由于最早探讨农村工业化问题,是中国企业人类学的祖师爷;在日本,中牧弘允教授是“经营人类学”之父。通过2009年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企业人类学把工业人类学、组织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营人类学等不同的名称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人类学的新兴分支学科,亦即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前沿学科。2009年,可称为国际企业人类学的元年。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4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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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十年,特别是近些年,人类学对企业、工商业、经营管理、现代组织等的研究变得多了起来。于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分支学科名称,如工业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营人类学、组织人类学、企业人类学等。这些不同的名称与企业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说企业人类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

       企业人类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国、日本等三个国家的人类学家主要参与推动了企业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美国:从工业人类学到组织人类学或工商人类学

       (一)第一个时期:工业人类学的产生和初期发展(20世纪30-50年代)

       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的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的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工业企业研究,被认为是工业研究的鼻祖。[1]这个时期,人类学在美国工业企业开展的应用研究,还不叫“企业人类学(enterprise anthropology)”,而是“工业人类学(industrial anthropology)”。[2](PP.2-3)工业人类学的典型研究是1927-1932年间对西方电器霍桑工厂的研究,简称“霍桑实验”研究。①在“霍桑实验”研究的前三年(1927-1930),人类学家并没有参加,直到这个五年研究计划的最后两年(1931-1932)才参加进来。人类学专业的领头人是沃纳(W.L.Warner),由此,他被称为工业人类学或组织人类学之父。[2](P.3)他也是“有效管理理论”的追随者。

       20世纪40-50年代,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梅奥(E.Mayo)②带着一群人类学家如查普尔(E.Chapple)、加德纳(B.B.Gardner)、理查德森(F.L.W.Richardson)和怀特(W.F.Whyte)等[3],加入到了企业的研究当中。他们延续了人际关系学派③的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当今的管理学理论提出了一些挑战。这个时期,工业人类学的研究包括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两个层面:微观研究有怀特对“餐饮业”[4]、Bundy管道公司[5]、芝加哥内陆钢铁集装箱公司[6]等3项研究,沃纳和劳(J.O.Low)对扬基城一个鞋厂进行了研究[7],理查德森和沃尔克(Charles R.Walker)对IBM公司Endicott工厂的研究[8]等。还有一部分学者走出工厂,进入到更宏观的社会层面。他们关注的是工厂与其所属社区的相互依存关系和相互影响。比如,基辛(F.Keesing)等人研究了加州米尔皮塔斯市的工业移民安置和社区关系。[9][10]

       1941年,美国的应用人类学学会(The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简称“SfAA”)成立于哈佛大学。这个协会的几位创始人都是工业人类学家。他们的成果发表在这个学会的刊物《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目前该刊已更名为《人类组织(Human Organization)》)。④

       20世纪40-50年代,IBM、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⑤、美国集装箱公司(Container Corporation of America)、内陆钢铁集装箱公司(Inland Steel Container Company)、东方公司(Eastern Corporation)等一些大公司,都雇佣人类学家去分析一些工厂出现的棘手问题(如员工流动率高、罢工、旷工、员工合作性差等),并寻求解决的具体办法。[2](P.3)

       20世纪30-50年代既是工业人类学时期,也可以称为企业人类学的早期或初期。

       (二)第二个时期:美国工业人类学的停滞期(1960年前后)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和科学技术上的领先,于1950年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NSF”)⑥。在NSF的资助下,美国人类学的基础研究和海外田野调查显著增长。在人类学逐渐形成这样的风气:在美国以外的区域开展田野调查是培养“真正人类学家”的必要条件,而在美国本土做研究的学者,如工业人类学者,则沦为二等学者。因此,许多工业人类学者被排除在人类学圈子之外,他们有的因此进入了商界,有的进入商学院(如F.Richardson和W.F.Whyte),还有一些人自己开办公司或者成为商业咨询师(如B.Gardner和E.Chapple)。这也意味着他们无法继续培养新一代的工业人类学者。

       (三)第三个时期:美国工业人类学的多样化(20世纪60-80年代)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非西方世界的工业化研究、关于专业工作的民族志、新老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内外工业研究的批评等。[2](P.4)

       1.非西方世界的工业化研究

       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到美国以外的地方,考察那些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变化。

       第一,工业化对非西方社会的影响。根据当时流行的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⑦,世界上所有社会在工业化驱使下,生活方式终将变得相似。[11]一些学者认为,那些处于工业化中的非西方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无论其历史和文化有何特殊性,它们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必定遵循同西方社会相同的演化道路。依据这一观点,非西方社会的亲属关系、宗教观念、风俗习惯等传统因素,将会阻碍西方式的工业化转型。这类研究包含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认为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只有在制度结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上模仿西方社会,才能实现工业化。人类学根据历史特殊性和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⑧,通过对非西方社会工业转型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指出传统社会的结构和生活方式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补充工业,对趋同理论提出了批评。[12]比如,格尔兹(C.Geertz)指出土著企业家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13]格卢克曼(M.Gluckman)指出,乡村经济和都市经济在工业化中可以很好地共存,二者对于满足人们的需求都是非常必要的;[14]纳什(J.Nash)指出,传统文化形式,如仪式,可以缓解乡村生活在工业化转型中的剧烈变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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