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与本土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企业领导人作为最高决策者，在中国企业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的历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的成长与领导模式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环境对本土领导的深刻影响。中国本土企业家的特质、行为、决策机制等方面体现着特定文化要素和经济、社会变迁的烙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模式。文化如何影响了中国企业的领导者？社会化过程又如何塑造了中国企业领导的心智和行为方式？研究这些特定的因素对本土企业领导者的塑造以及对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影响成为当前管理学界重要而迫切的课题之一。 现代领导理论的研究始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几十年的演化过程中发展迅速，为管理理论积累起了庞大的知识库[1]，而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却也遭遇了一些尴尬境况。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背景下，由于实证主义在管理学研究上的固有局限性[2]和取向性上的“片段性”特征[3]，再加上对于动态的、历时性的组织管理过程视而不见以及情景因素变量化处理过程中的信息丢失，致使在对已有主流理论的实证检验中普遍存在正、反两面的证据[4]，管理学研究成果的普适性受到了挑战，而对于中国本土化领导的借鉴意义就更显乏力。 领导特质理论是最早形成的西方领导理论，作为西方领导理论的典型代表，特质理论最先给出了领导者的一些共性特征，并指出这些领导者固有的特质决定了领导效能的高低，在整个领导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但是，领导特质理论并没有摆脱西方主流实证主义在研究范式上的不足，也无法说明领导特质的来源和形成过程，而要弥补此方面的不足，就需要以多元视角、多重范式、包含纵向历史数据的方法重新系统解读领导实践[5～7]，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开始意识到通过探寻领导者早期的社会化经历和影响领导者的文化因素来寻找领导者个人发展和特性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可行而值得关注的研究路径[7]。 1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1.1 文献综述 1.1.1 领导特质 领导特质理论是领导研究中最早形成的理论，该理论认为领导区别于非领导者的关键因素在于有一些核心特质，并且这些特质与领导效能高度相关[8]。鉴于此，基于该理论的研究或重在发现领导者与非领导者的差异性特质，或对领导特质与领导效能之间的关联做验证，见图1。由于特质理论过多强调领导先天禀赋的重要性，甚至带有一点宿命论的色彩，缺少对情景和领导经验(后天学习)的关注，因而不能回答具有相同特质的领导在领导效能上的差异来源，也难以对现实中的领导过程进行全面的解构。由此，在后续领导研究理论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衰弱，尤其是在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出现之后，领导特质理论曾一度停滞。但是，伴随着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变革，管理者面对的环境更加快速多变，简单地通过领导行为与任务结构匹配以及情景变量化的处理已经很难对领导的复杂过程进行解析，而领导个人的特质在这种复杂快变的管理情景下再次成为解读领导效能的核心因素，与此同时基于该理论的学者们除了继续关注领导者与生俱来的特质外，也开始对领导者所具有的价值观、文化观念和知识结构等后天因素加以研究，领导特质理论迎来第二次发展。 领导特质是指“相对稳定和连贯的个体特征综合体，能够使个体在不同的群体和组织情境中形成一贯的领导绩效模式”[9]，也就是说特质可以反映出一定范围内稳定的个体差异。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领导者特质的研究成果，领导者特质主要包括人格、动机、能力、气质、个性、智力、价值观等[10]。 领导特质理论为人类早期认知领导和领导行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特质理论却并不能够解释领导过程以及领导有效性的全部来源，其最明显的不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大多数领导特质依赖于现有量表的直接测量，这种实证主义取向下的量化处理在便于统计分析的同时舍弃了行为主体所嵌入的环境因素；②现有量表对于实际中个体特质的描述是有限的，简单地将被研究对象特质类型化，而忽视了个体存在其他特质的可能性；③过多关注领导的先天禀赋，而忽视了领导在成长过程中对于领导职能的经验感悟与学习；④在强调领导特质重要性的同时，没能给出领导特质的来源(形成过程)；⑤片段性的测量，忽视了领导特质随时间的演变[11]。综合以上分析，在研究范式和方法上过于依赖实证主义取向下变量化的统计分析验证，在研究内容上忽视个人社会化经历和文化因素对领导的影响是造成现有研究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认同领导特质对领导行为有深刻影响的同时，也需要关注领导特质的形成过程以及情景因素的影响，采用多元视角、多重范式来探究中国本土领导的特质及其形成过程。
图1 领导特质理论研究框架 1.1.2 个体社会化 个体社会化是指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群体方法的社会互动过程[12]。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学习知识、技能和规范，取得社会生活的资格，人的个性得以形成和完善，并表现出比较一致性的行为特征。对于个体社会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普遍认为个体早期的基因、智力水平、教育经历、家庭背景、个人重大事件是其心智形成、身心健康、性格秉性构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领导作为社会的一员，其成长过程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互动，也正是这种互动所赋予领导者的某些特性将领导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区分，使之走上领导岗位，而领导者在其领导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行为和特质也或多或少源于其独特的社会化经历。AMIT等[13]就曾提出形成于童年时期的特定变量是后来领导力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而孩提时的个性、家庭环境对成年后领导才能的潜质和领导风格有显著的影响，领导的发展与其个性特征的形成密切相关[11,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