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以往的公司董事会治理行为与效果研究过于关注董事的个体属性特征，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监管制度的演进和公司治理的适应性变革，很多外在可观察的用以区分不同治理效果的董事会特征趋同，以至于基于此展开的董事会治理研究无法得到科学的结论。如在中国资本市场，从2003年开始，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25%分位数、平均数、50%分位数和75%分位数都集中于33%，而且在2003年-2009年的7年间非常稳定！这一比例更多的是满足了相关监管要求。现有的这些研究其实是忽略了董事与董事之间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特征产生于互相的直接联结关系以及基于直接关系而产生的间接联结关系，进而构成了董事的社会网络。Granovetter(1985)认为经济人是在社会网内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个人行为和制度镶嵌在社会网络中，作为经济社会中重要的角色，董事的治理行为受到所处社会网络的影响。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公司财务和治理的文献刚刚起步(Hochberg et al，2007；Cohen et al.，2008；Kuhnen，2009)，但作为跨学科研究，其中的诸多概念及其间关系急需很好地做一个界定。本文则试图对董事网络进行清晰界定，基于社会学关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关理论方法来讨论董事网络的特征，并讨论如何对不同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位置进行定量化衡量以及如何基于董事网络来研究独立董事的治理行为。 本文的后续安排如下：第二节界定董事网络；第三节分析董事网络的特征；第四节对董事的网络位置进行定量化衡量；第五节对如何基于董事网络研究独立董事的治理行为进行简单分析；结论在第六节。 二、董事网络的定义 1.董事社会网络研究现有文献的局限性简析 从社会网络视角看待董事的公司治理行为的研究刚刚起步，现有文献检验了董事的社会网络关系对管理层监督(Barnea and Guedj，2009；Andres and Lehmann，2010)、公司政策制定(Bizjak et al.，2009；Bouwman，2011；Chiu et al.，2010)、业绩和资本成本(Schonlau and Singh，2009；Cai and Sevilir，2009；Larcker et al.，2010)等的影响，但这类文献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概念和逻辑关系的混乱。首先，对董事所处社会网络的界定不清晰，有文献认为公司通过连锁董事的直接关系形成了网络(Chiu et al.，2010)，有文献认为通过连锁董事产生的直接和基于连锁董事产生的第二维间接关系都属于网络关系(Cai and Sevilir，2009)，也有文献认为董事面临的所有直接和间接关系都属于网络的一部分(Larcker et al.，2010)。其次，董事网络边界并没有明确，导致有研究人为地隔断了诸多网络关系，从而易得出错误结论。如Barnea and Guedj(2009)只把董事网络边界限定在S&P1500公司，切断了很多不包括在此范围内的公司，从而使得网络位置指标有偏差。第三，董事所处社会网络的性质并不统一，有教育背景(Fracassi，2008；Nguyen，2009；Cohen et al.，2008，2010)；职业背景(Fracassi，2008；Hwang and Kim，2009)以及其他社会关系(Subrahmanyam，2008；Hwang and Kim，2009；Schmidt，2009；Hoitash，2010)。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研究都仅是借鉴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并未深入探讨具体的逻辑机制，比如Barnea and Guedj(2009)的论证逻辑是“当董事没有关系的时候，他们通过提供更严格的监督来建立声誉；但当董事拥有更多关系的时候，由于在网络关系中的位置是安全的，他们倾向于提供更‘软’的监督”。而Fama and Jensen(1983)认为正是董事获得了声誉才更有动机和能力来监督管理层，而非建立声誉之后就更不去监督了。Andres and Lehmann(2010)认为社会联结中的个人倾向于互相照顾，而且建立和维持网络联系要花费时间，所以处于董事网络中心的董事可能花费更少的时间和努力去监督管理层。但从社会网络理论角度，董事网络属于非正式的弱联结为主的网络关系，不需花费过多的时间来维系。至于具体的董事社会网络关系如何影响董事治理行为则更是一个“黑匣子”。 2.董事网络的定义 董事作为经济中的个体，同时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也同时受到不同社会人群的影响。为了更直接研究其公司治理角色，我们选取了董事之间互相联结形成的网络关系。由于董事网络是社会网络的一种，故在定义董事网络之前先厘清社会网络的概念。社会网络是指一组行动者及连接他们的各种关系(如友谊、建议和沟通等关系)的集合(Kilduff and Tsai，2003)。如果用图论表达，一个社会网络就是一张图，是结点(nodes)和他们之间关系(connections)的组合，所以一个社会网络包含了结点和线两种集合(Wasserman and Faust，1994)，同时还赋予结点和线以社会学的意义：结点可以代表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线则代表互相的联结关系。社会网络分析要探讨的正是各个结点之间的社会关系连带(social ties)以及网络结构(network structure)。基于此，本文对董事网络的定义如下： 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个体以及董事之间通过至少在一个董事会同时任职而建立的直接和间接联结关系的集合。 在董事网络中，结点就是网络中的单个董事；连带为董事之间的联结关系。如果两个董事同时在至少一个董事会同时任职，那么这两个董事是相连的。董事网络有两个重要特征：首先是董事作为独立的个体本身(作为图论中的点)；其次是董事之间因至少在同一个董事会任职而带来的相互间的联结关系(作为图论中的边)。 在董事网络中，董事之间沟通的方式主要来自各种正式场合或私下的交流。不同性质的董事沟通方式有所区别，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之间，以及独立董事之间主要通过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会议、非正式场合的沟通交流来产生联结关联；而内部董事之间由于可能同时在公司管理层任职，属于同事或隶属关系，接触、交流、沟通的时间和机会更多。需指出的是，这种联结关系产生的董事网络是松散的和非正式的。Lin(2002)认为社会网络从本源上是正式性较弱的社会结构，因为它在位置和规则以及对参加者分配权威中几乎不存在正式性。董事网络也并不是通过正式的权威性来分配权力，镶嵌在董事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更多的是针对董事的公司治理职能，在董事网络中的权威关系和非正式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董事对管理层和控股股东的监督职能中。如樊纲(1994)所说，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关系及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在正式制度约束比较弱的中国市场，非正式的约束可能在促进经济交换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关系实际上是通过充当正式制度的替代物而对公司产生影响(罗家德，2010)。所以这种非正式的董事网络关系对董事的治理行为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