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鉴于社会网络(以下简称网络)对于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创业学者围绕网络的效应机制和形成机制展开了大量的研究(Hoang和Antoncic,2003)。现有的效应机制研究(如Uzzi,1996、1997和1999; Singh等，1999)把网络作为自变量，围绕机会识别、资源调用、新企业生成等创业里程碑事件以及创业绩效(如Shane和Venkataraman,2000)等问题来考察网络对创业过程和结果的影响；而既有的形成机制研究(如Hite和Hesterly,2001; Greve和Salaff,2003)则把网络作为因变量，试图通过探讨影响新企业网络的主要前置因素来剖析网络的形成、变化和演进。 尽管已有研究在剖析创业者个人和新企业网络的形成和影响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却没能充分阐释新企业特别是初创期新企业网络的本质特征，而网络的本质特征是连接网络形成和效应机制研究的核心媒介。侧重于效应机制的研究反复论证了网络对创业和新企业的重要作用，并试图揭示网络发生作用的内在逻辑，但却忽略了新企业如何构建自己的网络这个重要问题，影响网络形成过程的关键因素不仅直接关系到网络的形成，而且还间接与企业行为、绩效相关；而侧重于形成机制的研究尽管论及了网络的形成过程，也分析了影响创业者个人及新企业网络形成的主要内、外部因素，但大多从单一维度或要素来描述或刻画他们的网络，测量指标也过于零散，无法全面、系统地呈现新企业网络的创建过程及其主要特征。更重要的是，创业领域的网络研究比较侧重于创业者个人网络，或用创业者的个人网络取代创业网络(Witt,2004)。然而，新企业的网络并不局限于创业者的个人网络(Larson和Starr,1993)。Slotte-Kock和Coviello(2010)在Hoang和Antoncic(2003)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创业领域的网络研究进行了评价，论证并强调了深入理解新企业网络形成过程的重要意义，呼吁从过程视角对网络的相关概念进行操作化测量，运用过程逻辑来解释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按事情的发展顺序来描述和刻画网络的形成过程(Van de Ven和Poole,1995)。总而言之，侧重于形成机制的研究聚焦于网络的建立，而侧重于效应机制的研究则聚焦于网络所产生的结果，但两者都不关心“如何建立”和“如何利用”的问题。 针对相关研究现状，本文立足于初创期新企业的网络，借用组织管理领域处于基础地位的“效率”和“效果”概念来描述和刻画新企业建立和利用网络的过程及其主要特征，情境化地提出、界定并测度新企业网络效率和效果这两个重要概念。认识研究对象，是深化研究、剖析研究对象内在机制和机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选择恰当的方法来刻画新企业网络的特征，是深入研究网络特征与企业行为、绩效之间内在联系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必要前提。本文首先简要回顾组织管理领域有关效率和效果的研究成果，然后对新企业网络的效率和效果进行情境化界定，并从效率和效果的角度来描述和测度新企业网络的主要特征，最后在简要总结本文观点的基础上对后续相关研究进行展望。 二、组织管理领域的效率和效果探讨 效率和效果是组织管理领域两个基础而又重要的评估维度。德鲁克(Drucker,1966)在其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一书中指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必须善于区分效率和效果：效果是成功的基础，而效率则是在取得成功以后维持成功的最低条件；效率涉及如何正确地做事，而效果则涉及做正确的事。德鲁克不仅精辟地强调了效率和效果的重要性，而且简明扼要地辨析了两者的关系，对后续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定义来看，效果和效率特别是后者，是用来衡量生产、工程或项目的指标，用于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因此首先被运用到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目的在于寻求提高、优化工作质量的方式(Katz和Kahn,1966; Goodman和Lawler,1977)。后来，相关的探讨逐渐拓展到公共组织管理和企业组织管理等领域。总体来说，组织管理领域的效率和效果研究具有四个主要特征。首先，同时探讨效率和效果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信息管理或工程管理方面，侧重于解决工程和项目管理中的实际问题，通过纵向或横向比较来衡量生产能力、工程项目的优化情况。其次，公共组织或企业等其他组织情境下的相关研究集中于组织层面，往往偏重于对组织效果的讨论(Scott,1977; Pennings和Goodman,1977; Ostroff和Schmitt,1993)，一小部分研究也提及了组织效率并比较了两者的异同(Katz和Kahn,1966; Campbell,1977; Scott,1977)。再者，在有关组织效果的研究中，学者们就组织效果的定义、边界、性质等概念性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探讨，但没能达成一致，这与研究所选择的组织情境、所关注的主体密切相关(Pennings和Goodman,1977)。最后，由于有关组织效果的概念性探讨未能得出相对一致的结论，致使相关的实证研究也陷入困境。现有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往往是一些便利性研究(studies of convenience)，因而不利于理论拓展(Seashore和Yuchtman,1967; Ostroff和Schmitt,1993)。 从研究内容看，既有的效率和效果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围绕组织效率和组织效果开展的基础性研究，内容包括两者的定义、边界、测量、前置因素分析以及研究方法探讨等(Katz和Kahn,1966; Pennings和Goodman,1977; Campbell,1977)。这类研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占据主导地位，但随后就逐渐风光不再。究其原因，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种不同的定义，并且采用繁复的标准或指标来测量，当然无法达成共识(Campbell,1977)。这种停滞不前的状况迫使学者们在70年代后期放弃难有定论的纯概念性探讨，基于先前的研究提出一些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和思路的理论框架，从而形成了第二类承前启后的研究。Campbell(1977)在回顾组织效果目标模型和系统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的步骤和策略；Scott(1977)从三个宽泛概念的角度提出了由理性、自然和开放模型构成的研究框架。这类研究的战略性探讨对后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来自组织管理不同专业的研究者们把效率和效果看做是组织管理研究的两个基本概念，并把它们置于不同的组织情境以解决不同方面的特殊问题，如人力资源管理(Gist,1987; Tsui,1990)、教育机构或组织绩效管理等(Schmitt和Ostroff,1987)，从而形成了第三类组织效率和效果研究。事实上，这三类研究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第一类研究是后两类研究的基础，无论是理论框架的提出还是不同情境下的实证研究的推进，都离不开最初的概念研究。其次，第二类研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通过打破僵局、开辟新的视野来补充先前的概念研究，而且为第三类研究奠定了更加符合研究需要的理论基础。最后，第三类研究不仅继承、沿用了前两类研究的成果，而且通过融入情境因素丰富、完善了一般性理论探讨，赋予抽象的概念以具体的内容，使得各种测量方法更加切实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