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管理学者不一定会做得更好，但至少不应该更糟 用这样一个有些哗众取宠的标题，其实另有深意：①向对中国社会有深刻洞察的鲁迅先生表达敬意，因为中国管理学术界太缺乏先生身上的那种“批判精神”；②表达长期以来对于实证研究“话语霸权”的质疑。希望更多怀有“科学精神”的管理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能够认真思考一个已经“惯例化”甚至“制度化”的谬见——实证研究几乎是“科学方法”的同义语，几乎没有自信另寻他途，尽管在美国和中国，它的确是主流研究的基本范式。 习惯上“empirical research”被翻译成“实证研究”，如果将其再对应地翻译成英语，则应该是“positivist research”。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empirical research”是通过感官，以直接观察或体验来获取知识的方法。同时，采用统计学方法精确地分析所获的数据，在科学研究中，是“empirical research”效度的关键；“empirical research”产生客观的“empirical evidence”。 “positivism”即“实证主义”，则是指一系列认识论观点和哲学主张。“positivist research”在英文中并不及“empirical research”那么多见，但可以认为两者是基本一致的。尽管“实证主义”的流派众多，但看法比较相近，均认为“无论是在物理世界还是人类生活中，科学方法是最好的揭示其过程的方法”。而“科学方法”在这里就是通过观察、测量获得“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因此，通常实证主义(研究)就等于“定量研究”。 学术界把那些接受“人类社会生活受到‘普遍的因果律’制约(本体论)，研究者必须保持‘客观、中立’(认识论)，遵循特定规则，研究结果可复制”信念的学者划归为“实证研究者”。他们所惯用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测量获得数据，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验证理论假设。很大程度上，也即定量研究方法[1]177-178。尽管并非所有的实证研究学者都能意识到其看待管理世界的基本立场，但他们倾向认为，只有具备“文献综述(理论基础)—提出假设—数据分析—假设验证”样式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观察中国近年来的管理研究，无论是学术杂志(作者意指那些较为严肃的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还是博士、硕士，甚至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实证研究已经蔚然成风！作为学术研究的看门人，有杂志建议“非实证研究的文章不发”[2]，所以，采用“非实证研究方法(比如现象学、人类学、建构性扎根理论等典型的质性研究)”的文章可谓凤毛麟角；而那些“聪明”的学生、学者们也发现，只要“阅读英文文献的水平够好”，只要“对统计分析有一定的了解”，从理论到“猜想”，从成熟的量表到便利的数据收集，再交给越来越界面友好的统计软件，从事主流管理研究的难度远远不如想象中那么让人生畏。简言之，大家从“实证研究”那儿领回了一张“准生证”，大批疏于了解管理实践，更勿论对管理有深刻思考的硕士、博士、学者被批量化生产出来了。不过既然纽曼都说：“事实上，大部分的人除了(实证研究)这个研究取向之外，从没听说过还有其他的研究取向”[3]90，那么这一切值得大惊小怪吗！ 更令人遗憾的是，管理学术界一方面鼓吹所谓的“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却不怎么关心一个“更加全貌、更加多元”的国际学术版图[1]3～4，也无心认真对待来自国际学术领域越来越多对实证研究的质疑和批评： “在国际组织管理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科学界，实证主义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实证主义所标榜的研究者的‘中立性/客观性’，研究结果的‘可复制性’，‘概推/普遍性’均遭到质疑。”“在本质上，管理知识都是局部性的而非普遍性的”，“定量研究方法……也无法处理复杂的、应景的和动态的问题，而这3点恰恰是社会和经营的最基本特征”，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把研究对象的特征从场景中抽象出来，用均值抹杀了个案的丰富性，“忽视了作为人类生活的世界，因而总体上使他们的知识不可能得到应用”[5]。 米尔斯[6]212说：“你必须在学术工作中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持续不断地审视它，解释它。”也许是对个人生存状态和组织生活经验的一种自觉，也许是对于某种普遍、深远的社会现实的“偏见”。长时间困扰笔者的是，在组织文化、关系、组织理论、领导、战略、消费者研究等领域，广泛使用“量表”所发表的那些实证研究，为什么常常徒有严谨的外表，而没有深刻的启发。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商学院/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几乎成为了中国大学最常被大众关注的“业务部门”，但为什么远从美国、欧洲，近至中国内地，“尖锐的批评声”越来越烈呢[7～10]？纽曼[3]87声称：“正是研究方法论使社会科学成为科学”。在一个“管理科学”、“科学管理”铺天盖地的时代，为什么主要采用了“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的中国管理学术界，依然会被讽刺为“自娱自乐”、“与实践严重脱离”呢[11～13]？ 本文是对管理研究中“实证研究”的一个反思：①结合作者多年来的“方法论”偏好，从自身的学习史中选择4本影响较为广泛的“方法论”著作，解析了“实证研究”在基本承诺上存在的困扰；②通过构造一个“问题分析”框架，进一步阐明了“实证研究”作为主流管理研究范式存在的缺陷。作为对徐淑英所提出的“范式革命”的进一步回应[14]，希望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思考和争鸣——如果不能正视“实证研究”的局限性，不能建立多元范式合法性的共识，无论研究方法多么具有“科学样式”，要想建立起令人尊重的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相信会和孔德的物理主义理想一样遥不可及。 2 应该有一种更加诚实、自洽的“实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