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能力来源及其生成机制

      一、浙江低“人口素质”与高经济实力的反差

      浙商已经成为全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平均每万人有市场主体476户，远远高于全国263户的平均水平，居全国第二。其中每万人个体户数为361户，比全国197户的平均水平高83.2%，位居全国第一。浙江私营企业占全国比重为8.2%，每万人在册私营企业数为82户，是全国平均水平（38户）的2.2倍，在各省区中排名第一①。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行榜，是目前国内权威的民营企业综合实力排名，浙商已经连续11年领跑全国。2006年浙商以203家名列榜首，一个省所占比例为全国的40.6%，而浙江私营企业占全国比重只有8.2%。按人口平均，浙江省每万人拥有全国民企500强的比例是全国平均的10倍以上。而这一数据尚未包括上海复星等浙商在外省创办的500强企业。

      与浙商的经济实力相比，浙江的“人口素质”与经济地位并不匹配。浙江人均受教育程度、成年人的识字率等指标在国内都位于后列。每万人口中高校毕业生、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等人才比例在国内各省市中位居中下游，与其经济位次相比，反差很大（表1）。

      

      

      浙商的平均学历亦明显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根据表2显示，以高中为界，浙商低学历段（含文盲、小学、初中、普高和职高）四级学历的比例均高于全国私营企业主，而高学历段（含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浙商的四级学历均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浙商总数的11.6%，而同口径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7.2%，高学历段浙商比全国平均低了1/3左右。其时浙江私营经济主要指标已经排名全国前列。

      

      2003年的调查显示浙商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占28.95%，比1998年和1994年分别提高了9.55%和17.35%，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减少了2.35%。浙商学历的逐年稳步提高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在全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提高的背景下，九十年代后期创业者出现年龄下降和学历提高的趋势；其二则是企业家学习成为潮流，针对企业家的继续教育和在职进修培训在政府和社会的推动下蓬勃发展，使得浙商的学历水平提升较快。如以原始学历作为参照依据，此项数据将会相应降低。

      因此，浙商的草根性非常鲜明。以首届风云浙商评选(2004)的10位资深贡献奖为例：冯根生、沈爱琴、宗庆后、邱继宝、施继兴、南存辉、徐文荣、徐冠巨、鲁冠球、楼忠福等10位当选人，属于浙商群体中创业最早资历最深影响最大的一批。以原始学历论，这10位资深浙商中只有一位国企出身的施继兴具有大学学历，其中农民出身的7位，初中及以下学历的8位（其中小学2位），白手起家的9位。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创业的第一代浙商，往往因为处于较低社会层级生存压力大而机会成本低，需要支付的身份转换的社会成本亦低，他们的潜在企业家能力更容易激活。

      上述对比产生了本文的核心悖论：为什么自然资源供给不足，专业技术人员较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浙江人反而成为最富活力的创富先锋？学者们普遍认为：浙江经济的活力来自于浙江人力资本供给的质量十分突出，也就是浙商的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富集。但这里的悖论是：创造浙江奇迹的浙商人力资本，却是文化程度较低，受教育较少的人群。那么浙商的受教育程度与人力资本绩效度量以及经济竞争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微观层面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的教育水平及工作经验对收入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普遍认为劳动力质量的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存在正向线性关系②。卢卡斯的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根据大量“巴罗”式的增长回归分析提供的证据③，入学率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人均GDP每年增长1到3个百分点；而国民教育年限增加1年，也将导致经济增长提速1个百分点（陈秀山 张若2006）。

      二、企业家禀赋与学历教育的弱联系

      但是，上述传统观点无法解释“低教育程度与高创业活动”这一浙商悖论。

      熊彼特、柯兹纳等人认为企业家能力全部来自先天禀赋。企业家与艺术家、科学家等一样，是一种特定的职业，“需要特定的自然禀赋”。马歇尔认为企业家是“具有特殊天才的人”，正是他们的作为使企业与其他组织不一样。而舒尔茨则明确提出了“异质性”概念，指出“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的异质性对企业有决定性的意义。凡是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异质型人力资本(Idiosyncratic Human Capital)，而其他人力资本则是同质型(Coessential Human Capital)人力资本。而企业家正是拥有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异质型人力资本所有者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