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的汪海波教授,是研究工业经济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日前,笔者就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国企改革问题走访了汪海波教授。 问:增长方式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做过许多探索,您是否作个简要介绍。 汪海波:五十年代,针对大跃进时期的高投入、低产出,学术界就提出了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改革开放后,学术界进一步对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粗放与集约的转变问题进行了讨论。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文件、规定也对经济增长方式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断地提出了经济效益论、结构优化论、规模效益论、经济建设依靠科技进步论等思想。 问:最近党中央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运行上如何把握? 汪海波:转变增长方式的核心是经济建设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具体操作上要注意:第一,投资上须立足现有条件,建设重点放到企业改造、充实、提高上,不能太多地依靠新项目或增量投入。第二,注意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能仅仅依靠大量资金投入。第三,从主要依靠增加能源、原材料和劳动消耗,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加强科学管理,使同样的人力、物力消耗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以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益。第四,从主要依靠经济规模扩张,转变到主要依靠优化结构、技术升级、规模经济、合理布局生产力、提高结构优化效益、技术发展效益和区域分工,提高社会生产的配置效益。第五,从主要追求产值速度和产品数量,转变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产品质量、性能和品种,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 问:由此可见,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外延是极其丰富的,不能仅仅理解为企业扩大再生产(内涵的或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或经营方式的(粗放到集约)转变。 汪海波:对,否则就无法理解它所具有的“全局意义”和“根本性转变”的性质,在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上,发挥生产要素的综合能力,包括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强化管理,内部挖潜,技术进步,规模经济效益,资源合理配置等,都涉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问:关于经济增长方式,是否意味着不能就增长方式谈增长方式,否则会流于形式,甚至出现偏差、误导? 汪教授: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提出,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作用原理)的具体运用,这也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过去单纯讲提高经济效益不同的地方。它明确了不能脱离经济体制的转变来谈论增长方式。 问:国有经济改革如何适应转变增长方式的要求? 汪海波:改革能导致效率提高,促进结构调整,盘活存量,以经济体制的转变(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国际经验的总结。前苏联,从70年代开始,继而80年代,一直在提“生产的集约化”,但效果不大,究其原因,实乃计划体制未变所致。国有经济的产权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原则,为国有经济提高质量、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国有经济应占一定比重,这样既可以坚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又可以把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那一部分内容压缩掉,从而为不同所有制企业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为增加就业、缓解国有经济的就业压力、分流国有企业冗员、增加税收和居民储蓄、减轻国家财政困难、减轻企业办社会负担、促进资源流动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有利条件,起到积极作用。当然,国有经济发挥作用,当前需要做一些基础工作,如培育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强化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整,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