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之中，众多知名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加大投资与采购力度，这必然要求处于全球分工链中的中国企业，按照其规定的生产标准和监管要求来提供产品或服务；成长中的中国企业面对国内日趋饱和的市场压力，谋求进军海外市场，急于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以使得自身能够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生存下去。然而，在海外经营面对的是不同于国内市场的环境，企业频频遭遇“社会责任”的贸易壁垒，阻挠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必然要做出这样的思考——在国际化经营中应该如何响应“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以及如何有效地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提出用于理解国际化经营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观点的前提假设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谋求的是企业自身的可持续成长。 2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观点 在西方，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概念已经演进并发展了几十年[15]。关于企业责任，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企业的唯一任务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在经营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种观点下，企业被视为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单位，经济利润是衡量企业成功的唯一标志。企业以“经济人”身份从事生产，只需对其股东负责。追逐利润被认为是企业的天性，企业不必承担所谓的社会责任。同样，Friedman也认为企业的责任就是使其自身利润最大化[1]。可以说，Friedman的观点是对古典经济学派观点的一种重新确认。与此相反的观点是利益相关者理论[2]。在Freeman观点的影响下，今天的企业，已被认为是一个多目标的社会机构，而不单纯是赚取利润的机器。 对于定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造成这种结果最根本原因在于：责任内涵的复杂性以及各类型责任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别，这些因素导致我们不可能完全定义责任的外延有多宽泛[3]。但企业社会责任至少部分上是由于商人超越了企业直接的经济或技术利益的原因，而做出的决定与采取的行动。企业社会责任往往是企业对于最小化或消除任何有害的影响，以及最大化其对社会产生的长期有利影响的行动承诺。从责任的具体内容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既定时间点上赋予组织经济、法律、伦理与自发等方面的期望[4]，但这四个方面不是互相排斥的，相互之间也没有清晰的界线，不能累积也不能加总。基于这种观点，Carroll提出了“总体社会责任模型”，他将企业社会责任归纳为四种类型：经济责任(economic responsibility)、法律责任(legal responsibility)、伦理责任(ethical responsibility)、自发责任(discretionary responsibility)[4]。各种类型的责任内涵如下： ①经济责任：对于企业而言，最初以及最重要的责任当属经济责任，企业必需生产和销售社会所需的产品或服务，并以社会公允的价格出售它们，才能获得利润，从而保证企业的生存发展。 ②法律责任：企业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在社会特定的行为规范和“游戏规则”下从事经营活动。 ③伦理责任：除了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之外，还有一种为社会成员所期望的但不以法律形式规范的责任，社会期望企业承担这种未被明确的伦理行为规范。 ④自发责任：企业志愿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不是社会期望或法律所要求承担的，例如慈善捐助、为上班的母亲提供日间托儿服务等责任。 除了Carroll提出的“总体社会责任模型”之外，Quazi & O' Brien在对现有观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二维模型”[5](见图1)。
该模型包括横轴和纵轴两个维度。其中，横轴包括狭义、广义的社会责任两个方向。正方向代表狭义的社会责任，企业经营责任就是获取最大化的利润，强调短期的经济利益。负方向代表广义的社会责任，企业应当满足更大的社会期望，例如环境保护、社区开发、资源保护、慈善参与等。纵轴也有两个方向，代表企业感知的社会责任活动带来的结果：成本与收益。负方向表示履行社会责任短期支出的成本是企业最大的考虑。而正方向表示企业更关心长期的收益，即从长期来看，感知的潜在收益要超过付出的成本。这样就划分为四个象限，分别是： ①古典观点：该象限代表传统观点，即：企业的唯一责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企业而言，没有任何实质性收益，反而会带来净成本。 ②社会经济学观点：该象限代表狭义的社会责任观点，认为履行适度的社会责任会给企业带来净收益，例如在废除不合理的规则、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供应商关系等方面。该象限认为企业可以在满足社会责任需要的同时，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③现代观点：该象限代表无论是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企业如果与各种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则会源源不断地从这种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获得持续收益。 ④慈善观点：该象限代表一种广义的社会责任观点，企业有意识地参加慈善事业活动，即使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明显的净成本。这种参与慈善事业的冲动源自于利他主义和乐善好施的道德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