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端制造和前沿科技领域对我国企业进行了一系列限制与封锁，使国内技术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面临新挑战。为应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不断施压，我国不仅强调在关键领域实现自主研发，而且主张通过国际科技合作与海外技术探索为自主研发攻坚提供知识储备和技术支持。然而，“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压力和不利的国际环境使我国企业国际化之路面临新挑战。如何有效、持续地在国际市场开展知识搜寻和技术合作，对我国企业提高组织韧性和战略柔性、在不确定环境中实现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跨境CVC指在位企业对境外新创企业发起以股权投资为主的创业投资活动[1-2]，该活动具有明显的技术搜寻导向和机会开发意图，重在探索海外异质性知识。跨境CVC不仅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知识来源和外部推动力，而且还能提升企业在全球创新创业网络中的嵌入度，对处于技术追赶期的新兴市场或后发国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2018年全球CVC数量和金额创历史新高，我国市场CVC事件数和金额同时增长50%以上。然而，现有关于CVC的研究大多聚焦于CVC触发条件和投资效果，鲜有关注CVC尤其是跨境CVC面临的困境和挑战[2-3]，尚未打开跨境CVC的“黑箱”，针对跨境CVC海外决策逻辑和路径的探讨较少。Kang等[2]虽然关注跨境CVC活动中的外来者劣势，但仍聚焦于外来投资者因对东道国制度环境陌生和嵌入度低而产生的制度劣势，忽略了跨境CVC知识搜索和组织学习属性。相较于以资源争夺、规模扩张和财务回报为目标的传统跨国投资活动，跨境CVC不仅面临东道国环境制度劣势，还要解决因技术陌生或差距而导致的技术劣势，由此大大增加了跨境CVC活动在投资标的筛选、项目协调与管理过程中的难度和风险。 那么，双重外来者劣势有何特征？在跨境CVC中，如何通过投资策略降低双重外来者劣势？本文基于实物期权理论，以英特尔、Alphabet、联想和百度4家科技型公司跨境CVC活动为研究样本，对其决策过程和投资逻辑进行解构，并归纳双重外来者劣势应对策略。本文基于跨境CVC研究情景，有助于丰富跨国投资活动中的外来者劣势内涵，拓展实物期权理论应用场景，同时打开跨境CVC过程“黑箱”，为我国企业跨境CVC战略布局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理论基础 1.1 跨境CVC 跨境CVC、跨国并购、合资及国际联盟均属于企业海外冒险活动（International Venturing）[4]。相比较而言，跨境CVC并不以市场扩张、内部优势等财务目标为导向，而是重在为组织探索知识与创造机会[5]。当国际市场技术更迭加速、环境震荡加剧时，无论是自主研发还是其他高资源承诺的对外投资均面临极高的沉没成本和不确定性，跨境CVC作为低成本、灵活的投资方式，能够帮助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在海外市场开展知识搜寻和技术学习。具体而言，CVC通过海外搜寻、接触新创企业为母公司搭建海外技术与人才“桥梁”，通过项目合作、研发人员交流、派驻高管等方式与受资企业及其他投资者互动，将海外技术知识和商业模式引入母国公司知识库，为企业自主创新赋能。在这一过程中，跨境CVC可通过远距离搜索获得潜在颠覆性技术[6]，同时通过设立监督与跟踪机制[17]，提前了解潜在竞争者或合作伙伴的技术动态和发展情况，帮助企业缓解来自海外市场的竞争压力和技术冲击。 1.2 跨境CVC双重外来者劣势 由于国家间在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往往面临信息缺失与合法性缺位，即外来者劣势[8]。从母国视角看，企业对于海外市场法制规范、文化习俗和商业惯例了解有限[9]，尤其对东道国本地市场隐性社会规范不敏感[8，10]，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使得企业在海外市场需要承担更高的社会成本[11]。从东道国视角看，由于制度、理念和认知差异，东道国市场对他国企业往往存在“刻板印象”或“来源国歧视”，尤其对新兴经济体或欠发达国家企业表现出不信任、排斥甚至恶意诋毁行为[12]，使海外投资者面临更加严苛的市场准入门槛和审核标准[13]。然而，基于制度差异对外来者劣势的分析却忽略了跨国投资活动中愈加显著的技术属性。相比于早期以规模扩张、市场占有和生产资料获取为目标的跨国投资，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愈发注重跨境知识搜寻[14]。为追求经济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国家综合实力还是企业核心竞争力都聚焦在技术能力培育上，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也不断展现出显著的技术搜索特征[15]。 企业之所以在海外进行技术投资，是因为本土企业难以依靠自主研发或国内合作获得海外市场蕴含的异质性知识。在跨境CVC活动中，投资双方普遍面临技术隔阂，尤其当跨境CVC涉及突破性技术或全新的商业模式时，新知识的远距离和隐性特征使这种隔阂更加明显。根据知识权力理论，核心技术掌握方在知识互动中处于优势地位[16-17]。东道国新创企业作为技术掌握方，与跨境CVC者构成知识层级关系，二者间的技术隔阂越大，层级关系越强。东道国新创企业为确保优势地位，倾向于隐藏核心知识，进而抬高CVC的知识价值。此外，由于跨境CVC投资标的通常为缺乏透明度和市场检验的早期技术或初创企业，难以进行准确评估和多方检验。当东道国整体技术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时，东道国企业可能会利用本国形象优势和技术话语权，深化投资中的知识层级和信息不对称，甚至欺瞒海外投资者，如夸大市场需求或单一技术层面优势、利用实验室数据代替市场实际数据等。而跨境CVC出于对东道国营商环境和技术水平的盲目信任有可能遭遇重大损失，如一度被视作医疗科技领域独角兽的uBiome，就曾因掩盖技术问题和伪造营收数据而破产，导致境外CVC者日本电通公司（Dentsu）蒙受上千万美元损失。 跨境CVC面临的制度劣势与技术劣势往往会产生叠加效应，制度差异会增加企业技术分享的隐藏倾向，导致新兴市场企业在发达国家CVC活动中面临更高风险。一方面，技术和知识往往附载着制度特征，它们与本地文化、惯例等隐性信息相互交织[18]，不断加深技术隔阂和信息壁垒；另一方面，制度和身份歧视能够强化技术获取难度与风险，尤其面对知识产权意识和制度较为薄弱的新兴市场，东道国出于核心技术与创新成果可能被窃取的担忧而对跨境CVC进行限制或封锁，导致投资风险增大。如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多个投资项目最终都遭到美国政府审查和否定，导致前期投入付之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