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资（FDI）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对本土企业技术积累带来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以及孰大孰小的辩论从未停止过；自92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这一争论日益深入且日趋激烈。但是，在探究由FDI正、负效应构成的悖论，特别是其中负效应的解决之道时，绝大多数的学者却都比较一致地从FDI本身中去寻找。比如通过控制外资流入的数量和存量来控制FDI的悖论；政府和企业采取各种制度安排和措施，通过横向的市场竞争、纵向建立与外资企业产业链环节（供筹）的联系、增加外企或国外留学人员的流动这三种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取技术溢出。本文认为，这些措施仅仅是缓解了FDI悖论中的负面效应，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因为FDI对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或挤出效应、本土企业在外资技术依赖下的提升所导致的技术发展独立性的丧失、追赶陷阱、飞地经济以及产品市场的高度垄断等，均与FDI本身具有本质的关联。 本文试图从引进外资与通过对外投资的企业跨国化之间的关系和互相作用，尝试探寻可能的解。 一、FDI悖论根源的古典理论分析 根据古典理论，FDI对东道国企业技术积累的正、负双重效应，即悖论形成的假设前提，是基于FDI的存在。这一论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归纳分析。 1.FDI的存在并达到一定的数量是悖论形成的必要条件 根据古典理论的假设，悖论是随着FDI的出现而产生的，没有接受FDI的国家是不存在悖论的。同时，东道国FDI的流入量和存量必须达到一定数量。尽管19世纪60年代被比较一致地认为是FDI产生的开始；但是悖论真正产生、被列入研究对象并开始形成理论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二战后，随着FDI数量的激增，这一问题最先在发达国家中产生，后来广泛而突出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战后美国对欧洲大举投资，导致欧洲普遍担忧，Servan.Schreiber（1967）认为，由于存在技术差距，欧洲的产业是否会被取代（Cantwell1989）。凯夫斯（R.E.Caves1974 ）就澳大利亚大量引进外资对本土企业技术水平及产业结构的影响做了研究、以及Globerman （1979）对加拿大和Blomstrom&Presson（1983）对墨西哥进行了研究。然而，大规模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的是坎特威尔（Cantwell.J1989）。他对二战后，美国企业对刚成立的欧洲共同体成员国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以及后来日本企业对欧、美投资对本土企业技术能力的影响做了系统的研究。Haddad & Harrison（1991）对摩洛哥、Aitken& Harrison（1991）对委内瑞拉、Kokko.A（1994）对墨西哥、由Lall（2003）主持的对“亚洲四小龙”等国、以及Axele Giround（2003 ）对“亚洲四小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FDI的正、负效应作比较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等。目前，在主要以FDI为载体推动下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作为技术溢出连带下的悖论问题，已不在成为由西方学者主导下研究的中心问题；但发展中国家则相反。虽然FDI会对东道产生悖论，但FDI本身并未说明其中的原因。因此，本文认为，FDI及其一定的数量仅仅是悖论形成的必要条件。 2.所有权优势是FDI悖论形成的充分条件 根据古典跨国化理论（S.Hymer1960、C.P.Kindleberge1969、J.H.Dunning1981），“垄断优势”或“所有权优势”是企业（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悖论形成的充分条件。基于FDI的跨国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和创新能力高于本土企业，因此对本土企业会同时产生技术溢出和技术抑制的双重效应，邓宁和坎特威尔（Dunning.J&Cantwell.J1986）称之为Virtuous Circle和Vicious Circles。关于FDI究竟对东道国经济和企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今未能取得共识。西方大部分经济学家持正面的观点（R.E.Caves1974、Findlay1978、Blomstrom1989、等）。但部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持不同的观点（S.Hymer（1970）、Aitken& Harrison（1991）、A.Kokko（1994）、Axele Giround（2003）等），甚至Haddad& Harrison （1991）认为在摩洛哥几乎不存在技术溢出的现象。此外，Blomstrom& Presson （1983）和A.Kokko（1994）对墨西哥的FDI的正、负效应的研究，但得出的却是矛盾（contradictory）的结论。邓宁和坎特威尔则认为FDI对东道国同时具有Virtuous&Vicious作用，但谁占主导则取决于不同的条件。世界银行的权威报告认为，“总之，FDI对当地企业技术发展的影响尚无定论”（UNCTAD1999）。 根据上述不同的观点，FDI对东道国产生的悖论的根源可归纳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外资带来的技术与本土企业技术差距（Technological Gap）的大小是最直接的原因。尽管对此存在争论（Findlay1978、Cantwell1989），但实证分析得出，FDI悖论中的负效应与最初的技术差距的程度成正比（Cantwell.J1989）；因为，它与企业消化、吸收能力（Firm's Absorptive Capacity）并获得技术溢出的大小成反比。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及企业的FDI的负面效应比较小而发展中国家则非常鲜明。最近研究表明，跨国企业为防止赖以生存的所有权优势的侵蚀，主观上对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溢出的范围做出控制，客观上导致本土企业技术是在依赖下的提升。第二，基于技术优势，外资企业的产品往往在东道国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并随技术层级上升而集中度提高。这种不合理的本土市场结构，在客观上不但制约了本土企业对外来技术通过“地方化”（S.Lall1983），进行消化吸收的市场空间；同时也抑制企业技术提升的市场空间。因为，没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则没有足够的技术消化吸收甚至提升的利润基础。其结果或者是部分原本技术水平较高的本土企业被逐出市场，或者在低端技术产品市场上进行非技术要素的竞争。这是西方学者比较一致的认为是深层次的根本原因。第三，东道国市场经济体制发育水平、创新及教育、培训制度的健全程度等，是FDI负效应的深层次普遍原因。其中，Lall（2001、2003）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应选择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FDI战略与相应制度安排最为关键。作为吸收外资最多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几乎完整地吸引了基于绝对技术优势的世界500强企业的发展中国家，FDI悖论及其负面效应最完整、典型地出现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