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国家创新体系看体制的重要性 199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理查德·纳尔逊等人联合20多名有关学者和专家，开展了“国家创新体系比较研究”项目。这一研究在“国家创新体系”的认同方面取得以下共识。 第一，所谓“体系”，并不一定是一个有意识地设计和建造的系统。它指的是一系列机构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内的创新行为。因而研究的范围不仅包括那些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部门，也会包括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系统、教育系统、竞争方式和企业的内部结构等。研究也并不限于那些技术上世界领先的企业，或那些做最先进的科学研究的机构，而是更广泛地考虑那些影响国家技术能力的因素。在进行“创新体系”的研究中，有时很难划清哪些在“体系”之外，哪些在“体系”之内。 表1 R&D经费比例的国际比较 （％） 国家 A.企业执行R&D的比例 B.实验开发的比例A/B 中国 60.4 78.10.77 美国 68.9 61.11.13 日本 74.4 66.11.26 法国 62.2 48.11.29 瑞士 73.9 38.51.92 韩国 74.9 62.11.21 俄罗斯 69.9 67.01.04 资料来源：2004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第二，各国有各国的特色。鲜明的国家特色渗透在企业、教育系统、法律、政治和政府中，而这些都是由历史的经验和文化造成的。人们需要注意一个国家工业创新的基础机构的连续性。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国家的教育系统，它基本上不会变。大学研究和公共实验室系统将主要是国家的，特别是那些专门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建立与工业界的联系机制的计划等。国家的其它基础设施、法律、金融机构、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将主要影响创新活动，而且这是长时期的。 第三，技术国际化的挑战在削弱各国的特色。可以说，随着技术国际化的增强，在保持从各自的研究和开发中得到的新知识方面，国家和企业种种努力的成效在日益减少。还可以说，国家政策、历史、文化造成的公司之间的差别的重要性正在减少。这部分原因是因为世界在经济上有一种同一化的趋向，还有部分原因是管理学者和企业经理越来越关注其它国家、其它企业如何组织和管理。由于各国都前所未有地关注其“创新体系”以及与其竞争对手的异同，这导致了一种倾向，即一些国家采用了其它国家体系中他们认为较强的部分。例如，美国和欧洲国家借鉴日本的经验，正在放松限制公司间研究与开发合作的法律，并制定计划，在某些领域鼓励和补助这种行为。再如，低收入国家正在寻求发展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模式。 以上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充分说明金融、财政、贸易、研究与开发、教育、法律、企业内部结构等各项体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本文对这些结论完全同意。 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症结是体制障碍 鉴于技术创新对于企业扩张、产业成长、经济发展乃至国家民族前途的巨大作用，各国政府无不给予高度重视。但是由于经济、科技等体制的诸多弊端，致使我国的技术创新与工业化国家有显著差距。《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在国外，企业技术创新采取两种主要形式，或者说依循两条主要途径。在我国主要由于经济体制的障碍，这两条主要通道全都严重阻塞。 第一条途径是现有企业自主进行技术的研发及成果的转化。这是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已经畅通无阻的常规方式，我国的企业则由于R&D投入过低而无力自主研发。 其一，美国、德国、日本乃至韩国，全国平均的工业企业R&D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在80年代即已达到3％以上，而且还在不断提高。跨国公司的这一指标多在5％以上，最高可达20％。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近年此项指标都在0.7％左右，仅为工业化国家的1／4～1／5，中小企业就更低一些。而按照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观点，这一指标低于1％的企业通常难以生存。 其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企业都不惜为R&D投入巨资， 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大标志之一。而在我国，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比例逐年下降。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中设有技术开发机构的比例，1990年为54.1％，1995年为39.8％，2004年为23.4％。 其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开发这三个R&D阶段中，各国的企业不仅在第三阶段的实验开发过程中一棒跑到底，而且更进一步在第二阶段的应用研究中占据着一定的份额。我国企业执行的R&D投入占全国R&D总投入的比例为60.4％，大体上比美国和日本低10个百分点；总量与结构相对照，我国企业不仅没有深入到第二阶段的应用研究，而且在第三阶段的实验开发中也仅占77％。我国是企业R&D不能覆盖实验开发的惟一国家。 能不能大大提高企业R&D投入的强度，主要取决于财税制度和金融制度， 不是在科技或企业范围内能够解决得了的。也就是说，现有企业能否成为实验开发和自主创新的中坚，关键在经济体制。 第二条途径是科技人员以风险企业为载体的实验开发，也就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硅谷模式；这一模式仅只在美国、以色列等少数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获得成功，欧洲、日本、韩国正在急起直追。我国正处于从计划到市场艰难转轨的时期，市场环境远逊欧洲、日本、韩国，更无法和美国相比。我们面临的任务要而言之，是要在传统产业大量体制性障碍未获清除的情况下，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在常规投资严重失序的背景下，建立风险投资的机制；在一般性资本市场远远未臻规范的条件下，建立针对创业资本的市场环境。制度欠缺的严重性和制度建设的艰巨性，都是可以想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