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力资本和FDI技术外溢关系的文献综述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飞翔,郭英,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92 陈飞翔(1956-),男,湖南衡东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技术经济与管理。 郭英(1977-),女,福建福州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技术经济与管理。

原文出处:
财贸研究

内容提要:

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FDI的外溢效应和东道国自身的环境和条件相关。而人力资本在技术外溢效应中的作用近年来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对国内外经济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进行概述和评价,以期为国内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05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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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通过资本的投资转化,表现为劳动者的质量或其技术知识、工作能力的资本。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广泛地揭示出,人力资本不仅仅影响一国内部经济增长,同时也与外部经济交往比如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外溢等存在良性循环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驱动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两者是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人力资本制约技术外溢效应的形成

      在对技术外溢的途径和效应进行理论归纳的基础上,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文献逐渐转向测定技术外溢效果的实证研究,即重点考察在某一东道国境内外资的存在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是否有影响。众多学者利用各国截面、时序数据或面板数据对该论题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普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Caves,1974;Globerman,1979;Blomstrm和Persson,1983)。第二类,对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假设检验很难得到一致性的结论。外来直接投资、技术引进对东道国国内技术进步的效应存在“二律背反”现象,引进外来直接投资未必能带来先进技术(Haddad和Harrison,1993;Aitken和Harrison,1991,1999)。

      实证中出现的不一致的FDI技术外溢检验结果,追究其原因可以从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两个角度考察。技术外溢不是自动产生的,技术外溢的过程和程度等是由外溢技术的拥有者(跨国公司)和外溢技术的接受者(东道国企业)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人力资本在这里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1.跨国公司的特有因素

      跨国公司进行跨国经营的重要前提就是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因此理论上各国学者普遍认同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技术外溢的潜力,但实际中并不是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都具备相同的技术外溢能力。跨国公司作为技术溢出源,目标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实现技术转移。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不同,决定了其技术外溢的潜力也不同(Narula和Marin,2003)。Driffield等(2002)指出,目前有关技术外溢的相关实证分析中,之所以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原因就在于实证中FDI被当做是同质的外生因素,并没有考虑到不同的投资动机会影响外资的外溢效应。Driffield等人的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会影响到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利用型(technology exploiting)的外资往往拥有比东道国企业先进的技术,因此容易产生外溢效应。与之相对应,寻求技术型(technology sourcing)的外资进入东道国的目的是想获取当地企业的先进技术,因此不容易产生技术溢出。Driffield等人的实证结果认为,技术利用型的外资具有正的外溢效应,而技术寻求型的外资具有负的外溢效应。

      有关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和外溢效应的实证文献比较少。Narula和Marin(2003)认为,理论上资源指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比市场指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潜力小,但其并没有用实证支持这个结论。而Driffield等人的结论太笼统,无法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明显,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难以得出统一的结论。然而,国外不少经济学家都已经注意到,跨国公司自身的投资动机,在东道国选择的投资方式等,都不是孤立地决定的,而是与东道国的环境特别是人力资本的供给等有密切的关系。比如,Kumar(1999)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往往会考虑设立相应的R&D机构,以增强市场竞争力。此时,东道国可获得的工程师数量、当地本身的R&D经费支出、教育和科研基础设施情况等就是主要的考虑因素。东道国具备必要的条件时,丰裕的人力资源供给会诱使跨国公司有更多的技术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往往比发展中国家有更明显的技术转移效应。

      2.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

      借鉴Cohen和Levinthal(1989)的思想,许多学者试图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来解释FDI技术外溢假设检验结果的差异,并从多个角度诠释吸收能力的概念、内涵及影响作用。这些研究类似新增长理论致力于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表述,从东道国经济的自身角度内生了FDI技术外溢效应(赖明勇、包群,2003)。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不会自动地提高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技术外溢的效果是与当地企业吸纳能力相联系的。现有文献分析了影响东道国企业吸收能力的因素,大致可归纳如下:

      (1)技术水平差距。在国际技术外溢过程中,技术外溢效果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相关。Kokko(1994)指出,如果东道国企业技术吸纳能力不足,就不能形成联系效应。对于初始技术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商企业的领先技术并不适宜于直接用于当地生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企业缺乏足够的技术学习和吸收能力,因此引进外资未必带来外溢效应。

      (2)人力资本水平。东道国获得技术外溢效应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Narula(2004)指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早期的研究,如尼尔森和费尔普斯(Nelson和Phelps,1966)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往往技术进步的进程越明显。后来的实证研究,包括Benhabib和Spiegel(1994)、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5)以及Bin Xu(2000)等都纷纷扩展了人力资本变量,来确定实现技术外溢效应的人力资本的“临界值”。这些实证研究都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比较明显,而欠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不明显,其原因就是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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