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3）03－0079－08 一、理论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单凭企业自身的力量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迫于强大的竞争压力，开始对企业竞争关系进行战略性的调整，纷纷从对立竞争走向大规模的合作竞争，也因此使得合资、战略联盟、供应链伙伴关系等组织形式成为了诸多企业用来实现资源和战略共享而实施的核心战略。据统计，全球500强中有60％的企业采用了战略联盟的形式。 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CE）很早就为企业进行类似的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它的成本最优分析是一种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其逻辑起点针对的是单一的企业个体，加上它没有涵盖诸如学习成本和协调成本等这类对于理解企业学习和创新过程有着非常重要价值的成本类型，因此，给它用于解释企业网络中的知识分配和知识转移等问题带来了先天的障碍；战略学者们则更加关注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问题。在长期的研究中基本上形成了两个相对有代表性的观点：一个是产业结构论（Industry Structure View）， 另外一个是资源基础论（Resource Based View,RBV）。这两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了，但是它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企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与它所嵌入的关系网络是相关联的。RBV 观点强调单个企业所拥有和控制的那些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和能力，相应地其研究视野也局限于企业的内部。然而，事实上一个企业的关键性资源可以从企业的外部来获得。比如，在美国一个典型的制造型企业，它所创造的最终产品中有55％的价值是外购来的，而且，大部分的中间投入品都有专门的供应商来负责提供。在对供应链的研究中，Dyer（1996）对生产率与交易伙伴专用性投资和资源共享的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间的联系的确能够带来可观的关系性租金和竞争优势。 另外，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告诉我们，在进行纵向一体化或纵向分解的决策时，一定要考虑到外部行动者所拥有的竞争资源和竞争能力，这一点与知识基础论（Knowledge Based View）是一致的。知识基础论认为，凡是能够给企业带来创新能力的重要资源，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企业外部，都要纳入企业自身的能力体系构建之中。动态能力理论和知识基础论对我们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较之RBV理论和TCE理论，它们更加强调企业获取和积累资源的过程，更加强调对企业间互动行为的研究，使分析的视角转向相互联结、相互嵌入的企业网络。 二、企业网络 1.企业网络的由来及其对组织演化的意义 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史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欧美国家中，大企业制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以美国为例，自1879年出现了第一个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以后，卡耐基美国钢铁公司、杜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世界著名的大托拉斯相继成立，到1900年美国已有185个托拉斯， 托拉斯成为美国经济的统治力量。而且，在“泰罗制”、“福特制”等生产管理理论的影响下，企业的发展大多集中在自身管理体制的改进，企业间的合作并未得到重视，大、小企业间的关系往往最终是兼并、收购、合并等形式。因此，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网络组织并未在欧美国家中出现，而是产生于日本的“分包制”。Nishiguchi（1994）将日本分包制度看成是历史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复杂进化的结果。 从分工的角度来讲，分工在过去主要是靠市场来完成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也是市场机制应当具有的形式。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完成了组织分工的深入和细化过程，起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但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不仅通过市场，更多地还可以通过管理手段来实现，这一点是以前古典经济学所没有的。回到分工的观点上，可以表述为：现代企业是逐渐从传统的企业内部分工协作管理到跨企业分工管理的转变，跨企业分工管理实现了从“看不见的手”到“看得见的手”，再到“相互间握手”所引导的分工效率上升的逻辑，这一方面消除或减弱了市场协调企业组织之间分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科斯意义上的其他交易成本。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和利用企业组织之间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潜在收益。与钱德勒意义上的“现代企业”的概念相比，这一组织结构的变化是向更高一层次分工的进化。在企业内部分工管理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之间分工的效率，从而增进社会的福利，这是现代企业组织走向网络化的核心意义。 2.战略框架下的企业网络定位 实际上，由于网络对于个人和一般组织（不仅仅是企业）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尤其是组织行为学家很早就关注到了网络的意义，至少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已广泛用于这些学科之中。而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相比之下一直处于较落后的状况。Jarillo（1988）指出， 战略管理学者对网络概念应用较少，主要原因在于很难将网络概念放入竞争战略的一般框架之下。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说法，有限理性的假设使得个人不可能完全通过合同来解决复杂问题。为了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又能使交易免受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就会寻求如层级制这种形式的非市场化组织安排。但是，非市场的组织安排不应只限于层级组织这一种类型，资源配置的复杂多样性要求不同的制度安排，在市场和层级这两种配置资源的形式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的组织形式，即存在着其他提高交易专用性资源利用效率的组织安排，Williamson将之称为混合组织。实际上，在市场和层级之间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细分。Ouchi曾建议将层级划分成两个部分：“官僚制层级”和“集团制层级（注：英文原用的是“Clan”，我国有的学者（李新春，2000）将其翻译成“家族”或“家族式组织”。）”。官僚制层级以权威来实现组织内部的分工协作，它一方面是一种层级制的科层组织，另一方面又具有许多开放市场的特征。其目标的一致性较低，在现实中它体现了对抗式的劳资关系；集团制层级则因其目标的一致性较强而在解决代理问题和激励机制上有着一定的优势， 从而大大地减少了交易成本的支出， 在现实中最接近于Williamson的层级制组织。后来Jarillo（1988 ）按照这一思路进一步将市场组织按参与成员间竞争亦或是合作的关系性质——具有零和博弈的特性还是具有非零和博弈的特性——加以划分，将其分成了古典市场和战略网络两种类型。古典市场即是由许多自由行动者相互作用而形成的Williamson意义上的市场组织形式；战略网络则是由一个轴心企业与其关联企业之间所建立的专门关系，这些关系具有层级制关系的大多数特征（相对的非结构性任务、长期观点、相对非专门化的契约），并几乎具有投资的所有特征。这样我们就将组织经济活动的模式从组织形式和竞争关系两个维度重新进行了划分，并在其中找到了企业网络的相应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