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4年8月下旬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教授提出了“内部人控制”这一概念（详细内容参见1994年第6期《改革》杂志）。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化改革的难点及对策》一文中介绍了这一概念（参见1995年2月26日《经济日报》），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可以认为，中国对现代企业制度的认识和宣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征是结束了单纯介绍现代企业制度的功能和优越性，开始揭露现代企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现在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内部人控制”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它与现代企业理论中的“代理问题”有什么区别和联系？中国目前“内部人控制”问题有什么特点？应如何控制“内部人控制”？等等。本文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探讨。 一、对“内部人控制”的基本认识 现代企业理论指出，出资者（股东）与经营者（董事、监事）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营者可能作出违背出资者利益的事情来，这就是所谓的“代理问题”。因此，从广义上讲，“内部人控制”问题就是“代理问题”。 另一方面，从狭义上讲，“内部人控制”问题又是针对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情况而提出的，在这些处于转轨时期的国家中，“代理问题”具有了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可以认为，“内部人控制”问题是一类特殊的“代理问题”。 在本文中，我们将采取广义的概念。从各国企业进化的历史来看，在许多类型的企业中发生某种程度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一般来说，在个体企业中没有“内部人控制”问题，因为出资者与经营者是合二而一的，甚至于老板与伙计也是合二而一的。再放大一些，在许多个人合伙企业中也可能不存在着“内部人控制”问题，几个亲朋好友聚积在一起，彼此相互信任，无所谓内外之分。正是由于在这类企业中几乎不存在着“内部人控制”问题，所以这种企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家族企业也会发生“内部人控制”问题。在创业者亲自管理的时期问题不大，而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一方面“老板”的能力在下降，另一方面经理人员的能力在上升，其结果，就会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 股份公司是对个人企业的哲学否定。股份公司的功能在于把社会的财力与智力很好地结合起来，加速资本向企业的凝聚。在这过程中，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例如在美国，一些大企业的股东可能有几十万或几百万人（如通用汽车公司职工人数最多达70万人，而股东最多时达400万人），随着出资的分散化，虽然出资权在名义上还是掌握在股东手里，但实际上没有持股的经理人员却掌握着实权，有的人把这种情况称为“经理革命论”。当然，这时的经理人员很可能会侵犯股东权益，这是一种典型的“内部人控制”情况。 还有另外一些典型的情况。例如在日本，股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已经基本上变成了企业法人，而且许多企业之间是相互持股的，董事会、监事主要是企业内部产生，外部董事很少。这时企业出现了“高股价”和“低分红”的倾向，有的人认为是大股东在“剥削”小股东，对于小股东来说，虽然名义上是所有者，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支配权，这是与美国不同的“内部人控制”情况。 在理论方面，之所以会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是由于企业“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极端地讲，外部人想完全监督内部人是不可能的。再深入一步看，股东与企业处于对立之中，比如费用方面的对立，工资具有两重性，广告费、交际费也具有两重性；再如对于利润的处理，企业方面要求把利润留在企业内部以利于长期发展，这要求股东牺牲短期利益并且承担相当的风险。可以认为，有许多情况代理问题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是难以精确判定的。 股份公司虽然是社会分工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不同主体智力与财力结合的组织形式，但自然就会带来内部人“道德障碍”等问题，因此，它是社会分工发展必然带来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以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大型企业中，“内部人控制”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值是注意的是，前苏联与东欧一些国家在转轨时期也出现了“内部人控制”情况，本来是国家所有的企业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例如在南斯拉夫，主要是职工控制了企业；而在俄罗斯，则主要是经理人员控制了企业。其共同特点是在政治上发生了突然的转折，一时间出现了“权力真空”，内部人得以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这时的问题与其说是“代理问题”，莫不如说成是“委托问题”。因此，狭义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实质是一种“委托问题”。 二、中国目前“内部人控制”问题的特点 与前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企业改革是“渐进式”的，就是在原来政权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条件下，通过自我完善逐步达到改革的目的。但是，目前也同样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由于原来的体制还在起作用，而政府机构又处于重大调整阶段，“出资者缺位”情况比较明显，所以，外部与内部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企业往往表现为处于外部“超强控制”和“超弱控制”的两极震荡之中。 所谓外部的“超强控制”表现在企业还没有获得财产权，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法人，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车间而已。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握有“生杀大权”，有时可以把亏损企业与盈利企业强行合并，有时可以把企业领导随意撤换掉。在整个政策环境上，也在寻找着加大外部监督力量的途径，例如，向国有企业派出监事会的制度、强调厂长经理对国有资产保值增殖的负责等等，而有权任命厂长经理的人却没有责任。特别是人事任免权，还牢牢地掌握在人事部门手中，对企业只管住“一个领导人”（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企业经理人员则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定，无法形成长期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