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探讨企业理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国有企业脱困目标，并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北京市经济学总会联合主办的“企业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陈清泰、张卓元、宋养琰、邓荣霖、曹凤歧、金碚、张理泉、邬凤祥、郑海航等20余位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社科院的一大批专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杨启先、刘伟向大会提交了书面论文。大会研讨首先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企业理论50年”课题组作主题发言，该课题由郑海航教授负责，已被列为北京市社科九五规划“精品工程”，与会者在结合该报告讨论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了研讨。 ——完善国有企业改制后的治理结构。与会者认为，为使改制后的公司治理结构真正转换经营机制，还应采取以下改革举措：一是改革干部管理制度，使企业经营者职业化、市场化，并与国家公务员作为两个系列彻底分开；二是党对企业干部的管理，必须按照“公司法”，依法行事；三是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的董事，必须依法任免，依法拥有独立经营权和承担经济责任，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只能通过自己的董事间接干预；四是建立强度足够的、法制化的激励机制；五是让国有股流动，以改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使股权分散化，治理结构的机制合理化。 ——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后要达到预期的效果，突出的是要把握和做好以下几条：（1）对改制企业的资产，必须进行严格认真、 全面准确的评估。以尽可能既防止在改制过程中导致国有资产不应有的流失，又切实保护好各个方面（包括企业职工）和股东的利益。（2 ）除极少数特殊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可以改组为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绝大多数企业应当分别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做到股权的多元化和社会化。（3）要建立起明确的出资人制度和企业法人财产制度， 合理规范国家与企业应有的权力和责任。（4）同上述三方面的改革相适应，必须取消现在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将现在企业经营者基本上按党政干部一样的任命制、“铁交椅”，改为择优聘用制；并将与此相联系的固定工资制，改为根据其业绩浮动的年薪制。将现在职工的就业单位终身制、“铁饭碗”，改为严格的就业合同制；分配上的“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改为真正的按劳动贡献大小分配，以既有效调动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又从制度上强化经营者和职工的责任心与风险意识，从而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把企业搞好。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要解决几个难点：（1 ）要由单一投资主体向多元投资主体转变；（2）要解决国有资本出资人的定位问题， 至今国有资本出资人的定位不到位，这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3）要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改革费用的有效筹集。有学者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改革的推进必然需要很多费用，在一定时期筹集改革费用的能力以及由企业向社会转移改革成本的能力，将成为约束改革进展的重要经济条件。目前国有企业改革遇到的最为现实的经济约束，一方面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迫切历史要求，另一方面又是庞大的改革费用无从筹集。为解决这一矛盾，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首先，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所有制改革，在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力，保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贯彻“以国有资产置换改革费用”的原则，推进非国有改造，特别是应迅速将有竞争力，进而有市场价值的中小型的一般竞争性的国有企业，通过市场交易实现非国有改造，从而保证政府能够迅速地筹集一笔费用，以支付国有企业改革发生的体制费用。其次，尽快打破目前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不良资产难以处理的僵局，在不损害银行根本权益的条件下，尽可能迅速地解决国有企业政策性债务负担。其三，采取特别举措，在短期内迅速形成相应社会保障基金，尤其是失业保障基金，提高社会对失业的承受力，一方面，应当以特殊国债等多种形式，尽快在短期中建立强大的社会保障基金，另一方面，通过各级财政补贴的形式，对下岗、失业人员及家庭收入低于最低线者，给以“福利救济券”，主要用于生活必需品，从而在稳定和保证失业、下岗者及家庭生活的同时，刺激消费，刺激需求，刺激就业的增加。 ——国有企业改革不能照搬国外的企业制度。有学者强调，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20年前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动力，20年后虽然也有动力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竞争力的问题。一些企业早该淘汰而没有淘汰，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应该淘汰。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照搬国外的企业制度，“张冠李戴”。竞争性行业有多种多样，有一般性竞争行业，有战略性竞争行业。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性竞争行业，国有企业不应退出，垄断性行业也不意味着非要国有企业来干不可。现在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发展使得完全垄断性的产业越来越少。建立国有企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看国家有没有特殊的需要，让国有企业来承担特殊的功能，比如民航，或者为发展民族经济，如汽车、大型钢铁、化工等。另外国家也可以设立一批以为国家盈利为目标的国有企业，目的就是为国家解决财政问题。总之中国的国有企业需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家独资的，另一种是国家控股的，通过它们来控制和主导国民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