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的相关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D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5-0090-04

      一、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的相关性

      经济与政治的相关性是自政治学、经济学诞生以来一直长盛不衰的研究领域。在古典政治学的政治权力观中，政治权力总是与人们所掌握的财富紧密相关的。到了近代，政治学家或政治人物对财富作为权力和权利起点的“进入”准则更是达到了盲从的程度。这也正是欧美许多国家进入20世纪才取消选举的财产标准限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政治与经济具有高度的相关性，那么经济发展必然引发政治体系的变迁。有关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的相关性研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中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有学者分析了经济发展对于政治民主的影响，认为经济发展将促进城市化，提高教育水平，导致中产阶级的出现。经济体系的复杂化又会使国家放松对经济领域的控制，从而使公民的合作与妥协精神逐渐增强。而这些都是民主化出现的基本条件。此外，尽管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但从长期看，它会导致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经济增长最终会降低这些不平等，从而促进民主的发展。

      有学者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认为二者除了经济增长的差异之外，还有政治发展的差异。然而，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未必能够成为政治发展的“防护栏”，因为经济增长既可以为政治有序发展提供动力，也可以变成政治无序发展或动乱、政变、革命爆发的前奏。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公民政治参与水平大大提高，但政治制度化水平却没有跟上，形成了“参与爆炸”，最终导致了制度崩溃。因此，从政治稳定或秩序的角度看，经济不增长未必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相反，经济增长却会孕育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因而在转型社会中，可以有秩序而无民主，但不能有民主而无秩序。

      二、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巩固

      目前，在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国外对于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的相关性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巩固等问题。在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中，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民主巩固或转型国家的政治稳定？是否有一个人均GDP的区间值与民主化巩固高度相关？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在进入某个“门槛”(人均GDP)之前与民主化关联度较低；进入这个“门槛”之后，就进入了民主化时期；随着经济增长加速，渐渐远离这个“门槛”，社会则进入民主化的巩固时期(李普塞特的“门槛”理论)。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在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研究中，提出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政治过渡带”问题。他认为，处于这个“过渡带”的国家最有可能向民主转型，“财富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性意味着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1-1]。“第三波国家中有一半的国家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 000美元到3 000美元之间。在1976年处于这一经济发展水平，而且1974年仍然为非民主政府的那些国家中有四分之三到1989年已经根本上实现了民主化或自由化”[1-2]。

      经济增长对民主化巩固究竟会有多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经济增长与民主化巩固的联系在降低。比如，胡安·林茨认为，关于经济危机必定瓦解民主政权的论点已被上个世纪30年代的欧洲经验证明不成立。在大萧条期间，所有国家，除德国与奥地利外，其他民主体制都生存下来了[2]。亨廷顿的研究也发现，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最后岁月里，其失业率在全欧洲最低(年平均约3％)，经济增长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年平均7％)，却不能阻止其独裁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在民主化巩固的时期，西班牙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失业率已上升到20％，经济增长率已下降到低于2％，但是1977年仍有77％的人支持民主体制，1981年下降到69％，1981年又上升到81％，1983年上升到85％[1-3]。在其研究中，亨氏认为，如果说1990年东亚的民主化障碍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在非洲，这些障碍完全是经济的；在东亚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和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中，这种障碍则基本上是文化的[1-4]。

      巩固的民主体制对经济增长有什么贡献？在众多比较政治学学者眼中，巩固的民主体制有利于抵御经济衰退导致的政治不稳定。纽约大学教授亚当·帕里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对1950-1990年期间全世界135个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题目是：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政治民主？民主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增长？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并不倾向于产生民主，但是民主体制却最有可能产生于富裕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对全民经济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影响，只有在独裁体制下的政治不稳定才会影响全民收入的增长；人均收入在民主体制中增速比独裁体制下快，是因为人口规模在独裁体制下增长更快。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对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影响[3]。而严重的经济危机对民主和非民主政体尤其是威权政体的影响有很大差异。一般说来，经济急剧衰退对非民主政体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民主政体的影响。帕里沃斯基和费南多(Fernando Limongi)对1945-1988年南美各国的研究发现，非民主政体在连续三年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的概率是33％，而民主政体则是73％。没有非民主政体能够在连续3年以上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而民主政体在4年或5年的经济负增长中生存下来的概率仍然分别达到57％和50％[4]。美国耶鲁大学林茨(Juan Linz)教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斯泰潘(Alfred Stepan)教授研究中东欧六国在1989年前后的经济发展与支持民主体制的相关度问题中发现，根据1993-1994年的民意调查，对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持肯定评价的比率均值为60.2％，而对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制持肯定评价的比率是37.3％，下降了近23个百分点。如果按照经济发展与政治评价的“紧密相关度标准”分析，经济评估每下降1个百分点，政治评估就应该下降1个百分点，那么对政治体制持肯定的评价比率应是22.6％，但实际上，人们对政治的积极评价却上升到61.5％，高出了38.9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衰退并没有阻止人民对民主转型的期待[5]。而这种稳固的期待恰恰是保证政治转型稳定和民主化巩固的社会心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