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与传统诗学的内在精神取得了深层的契合与共振。因而，经过以李金发为肇端的最初的“移植”，后期创造社三诗人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及戴望舒等人的不无“中国化”色彩的理论译介和创作实践，象征主义自始至终在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潮流中占据主角的位置，虽然在第二个十年的现代主义诗潮中也出现了一些艾略特影响的痕迹，出现了若干接受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影响的诗歌创作与现代化气息强烈的都市题材的诗创作。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有着巨大的影响，但二者大多具有鲜明的感性特征，并未真正脱离传统诗学的内在制约。也正因此，杜衡赞许一种称戴望舒的诗是“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注：参见杜衡《望舒草·序》，《现代》3卷4期。）的说法。 然而，到了新文学的第三个十年，曾经独领风骚的象征主义诗风仿佛为众矢之的，对它的反思和批评成为一时之兴。这种反思和批评来自众多方面，反映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既有理所当然地来自持守“人民性”立场，主张“大众化”方向和“民族形式”源泉的主流诗歌的批评，也有来自有着“吉珂德先生的勇敢和自信”的积极进取、乐观自信的“七月派诗人”群体，更有来自现代主义诗人内部的严峻反思和自我批判。对象征主义的严峻反思和力图超越的努力，廓清了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进一步走向成熟、深化的道路。 一 40年代反思象征主义之风的兴起，是社会现实发展及“现代西洋诗歌主潮”的影响等外因和现代主义诗歌进一步走向成熟的自身要求的内因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从时代发展和社会现实需求方面看，自抗战爆发以来，“民族救亡图存”的迫切现实需求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因而，30年代中国诗歌会所倡导和实践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战斗性的写实主义诗风在中国诗歌会作为团体自然解散后仍进一步延伸为诗坛的主潮，成为不同流派诗人的共同追求和归趋。30年代现代派诗人队伍面临严峻的社会现实，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曾经是激进的现代主义诗歌形式实验者的徐迟，曾经“折心于惊人的纸烟的艺术”，此刻却宣称要“放逐”抒情，他曾颇为精到地概括了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对诗人们的深刻影响：“也许在逃亡道上，前所未见的山水风景使你叫绝，可是这次战争的范围与程度之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地逼死我们的抒情的兴致，你总是觉得山水虽如此富于抒情意味，然而这一切是毫没有道理的；所以轰炸区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抒情，而炸不死的诗，她负的责任是要描写我们的炸不死的精神的。”（注：徐迟《抒情的放逐》，《顶点》，1937年创刊号。）恪守纯艺术精神并一直对左翼进步文学啧有烦言的路易士（纪弦）在1943年8月作的《向文学告别》一诗，颇不乏“文化象征”意味。他仿佛恋恋不舍却又无可奈何：向文学告别／向诗，向象征主义／告别，凄楚地／向《恶之花》，／《巴黎之忧郁》／说再会……。 而在抗战胜利之后，历史又进入到一个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之决战的时期。和平与战争，民主与专制的矛盾日趋激烈，内战爆发，“生活距离终点这么近”（辛笛《风景》诗句）的严酷现实，使得30年代格调相对低沉，境界相对狭小，专以“纯粹的抒情”为主调的象征派诗和现代派诗难以重现，无论是“三春小病”式的自怨自艾，还是灯红酒绿、色彩缤纷、节奏感强的都市抒情诗，都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一言以蔽之，一个救亡的时代又进入到一个“严肃”的时代。 在40年代，“严肃”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字眼，它无疑是对整个时代的总体氛围的精到括示： 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出现，它必然是严肃的。……劈头来了抗战；一切是抗战，抗战自然是极度严肃的。可是八年的抗战太沉重了，这中间不免要松一口气，这一松，尺度就放宽了些，文学有消遣性，似乎也是应该的。突然而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人民性”的强调，重行紧缩了“严肃”那尺度…… （朱自清《论严肃》）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严肃的时辰。…… 而我们面对着的也是一份严肃的工作。 我们现在是站在旷野上感受风云的变化。我们必须以血肉式的感情诉说我们的思想的探索。我们应该把握整个时代的声音在心里化为一片严肃，严肃的思想一切，首先思想自己与一切历史生活的严肃的关联。 （《我们呼唤》，《中国新诗》第一集代序） “严肃”的时代总体氛围呼唤着“严肃的星辰”，呼唤着走向综合介入现实的现代主义对境界相对狭小，格调相对低沉的象征主义的反思和超越。 对象征主义的反思，也是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潮发展趋向的一种对应与暗合。象征主义脱胎于浪漫主义乃至消极浪漫主义，尤其是法国前期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更是有着千丝万缕、难以澄清的密切联系，而现代主义诗潮从前期象征主义到以瓦雷里、里尔克、叶芝等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和以艾略特、奥登等为代表的英语系的狭义的现代主义诗的发展趋向，从诗潮自身内部否定之否定的角度看，对象征主义诗学的不断反思否定正是贯穿其中的极为清晰的内在理路。 因此，中国诗坛也借西方的“他山之石”而为我所用，实施对自己诗坛的象征主义诗风的反思和超越。 从30年代末开始到40年代初，法国作家纪德和德国诗人里尔克或许正是中国诗坛所尤为借重的两块重要的“他山之石”，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位作家在当时受人注目之深。早在1933年，戴望舒就曾提到纪德，当时主要是对纪德试图超越党派纷争这一点发生兴趣（注：1933年，当时在法国留学的戴望舒在寄回《现代》杂志的《法国通信》（3卷2期）中说明：“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后来，卞之琳翻译了一系列介绍评论纪德的文章，并将他所撰的有关纪德的文章结集为《纪德研究》出版。颇具现代主义创作倾向的诗人汪铭竹写于1941年的《纪德与蝶》（注：此诗曾被收入闻一多编的《现代诗钞》（1948年8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作者亦曾有同名诗集于1945年诗文学社出版。）颇有文化象征意味。此诗记叙了纪德想实现自己“青年时的计划”和“隐秘的梦”，因而到非洲开始“蝶的狩猎”。然而，“……扯开了／眩目的布景，在那里他目击了丑陋与可耻”。纪德因而发生了思想历程上的巨大变化。正如诗的最后一节写道：“于是从憧憬之高塔跌下了，纪德深深诅咒／自己着了魔。眼光失却了新奇的感觉，忘了蝶／忘了长柄的捕蝶，终于他冲出了谎言里的黑屋”。纪德吸引中国文坛的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原因虽然复杂众多，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对法国象征主义反思和超越的思想。盛澄华在《纪德艺术与思想的演进》（注：《文学》2卷8期。）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