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就在于阐释文本，那么，任何批评运作的前提显然是它首先得有展开阐释的观念、理论和方法。现代哲学阐释学把这些规范和制约着阐释活动的理论与方法称为“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而我在这里则视其为“批评意识”。原因在于，如此界说意味着强调思维方式在批评活动中的存在及其对批评运作的制约，提醒人们不可忽略，任何文学批评对本文的理解和阐释其实都要在一定的范式中进行。而且，当我们从“批评意识”的构成和演变的角度来审视文学批评活动时，还可能会发现一些更内在的、属于理论观念和思维方法的问题。如果说一般的批评史的描述在于告诉人们批评家们曾经说过些什么，那么，批评意识的梳理或文学批评思想史的描述，则把着眼点放在批评家们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说法和思路上。本文所以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语言意识作为检讨对象，目的也在这里。 1 以批评意识的构成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语言意识显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研究对象。这么说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从理论上讲，对文学批评的考察应该顾及到它的语言观念，这涉及到批评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特性，涉及到批评在理解和解释文学作品时的取向与定位。不过这个理由显然笼统了一些，其实考察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都可以讨论类似的问题。强调在研究中国现代批评意识时需要注意语言问题，更主要的理由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实践向人们展示了它关注语言的历史，也就是说，现代批评在自身生成发展的几十年中，确实一直在为如何理解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而困扰。 我指的是，从考察语言意识的角度回顾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走过的道路，人们不难发现，讨论文学和语言的关系始终是现代批评念念不忘而且兴致浓厚的一个话题。范围小影响面不广的和语言问题相关的批评活动暂且不计，只说对现代文学批评史来讲不能不记录在案、而且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有发生在19-20世纪之交的“诗界革命”、以反对文言倡导白话为标志的“文学革命”、30年代关于“大众语”的讨论，以及40年代对文学的“民族形式”的论争，等等。这些大体上每隔十年就出现一次的重大批评事件，都涉及到语言问题，它们以自身的历史存在证明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对语言的关注和敏感，说明试图从语言角度理解文学和阐释文学始终是现代批评难以割舍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有一种“语言革命”的情结，关注语言似乎已经渗入了现代批评的潜意识之中；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意识的构成中，语言意识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 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是，尽管语言问题被现代批评屡屡提及，可是所有上述的那些有关语言的思考和讨论却大都没能深化，如果和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相比的话，也可以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有影响的、与语言相关的文学理论成果，而且最后的结局多半是不了了之。这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告诉人们，在语言之途上阐释文学的中国现代批评，给历史留下的似乎只是一个步履徘徊的困惑形象，这又说明现代文学批评虽然不乏自觉的语言意识，然而在对语言的理解上，在如何梳理文学和语言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批评却因为自己对语言的思考一直游移于“体”、“用”之间而显得含混不清。愿望与成果的巨大反差，探索进程的艰难曲折，不断提出语言问题却又常常欲说辄止……所有这些现象所折射出来的语言意识，为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 按照传统的、通行的观念，语言不过是文学的工具，它只是在传达作家构思成果的阶段才开始出场，从而被视为和文本意义的宏旨无关而仅仅与形式、技巧相连的范畴，语言对文学的意义也因此被限定在表达的技巧之“用”上。以这种观点来看，关注语言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来说似乎有些不合时宜，至少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奢侈。因为在现代文学活动的这半个多世纪里，从如何解决最起码的温饱到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一直在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苦苦奋斗，其中更浸透着精神追求的焦虑和思想选择的痛苦。历史给定的这一使命是那样的神圣、迫切、不可推卸，因此也必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刻意营造的意象和反复渲染的主题。与之相应，文学批评若要进入并且理解现代文学的主流，就必须阐释乃至演绎文学活动的意识形态意义。现代文学的生存现实和创作实践，都向批评提出了必须倾心关注文学的意识形态价值的要求。即使有和文学相关的其他问题被创作实践提上了日程，人们也只能将其置于批评意识的边缘，因为生存在如此严峻的时代，再去酝酿、生发和坚持某种偏离了现代文学主流的批评意图，对任何批评家来说显然都得有耐于学术寂寞的心境，再加上自甘冷落的勇气。可以说，以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心参与文学活动，甚至为了历史的需要心甘情愿地牺牲个人的爱好与趣味，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和心态。且不说我们自己的创作，就连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许多人也再三强调要有明确的社会目的，把功利性而不是艺术性摆在首位。例如茅盾在1922年所发表的《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一文中，就表示过这种意见。他说：“我们翻译一件作品除了主观的强烈爱好心以外，是否还有一个‘适合一般人需要’，‘足救时弊’等等观念做动机？”（注：《文学旬刊》第45期，1922年8月。）对翻译的要求尚且如此，远比翻译和创作具有更鲜明、更突出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批评，当然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