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汉语和演变及汉语文学的发展，诱使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命名：现代汉语诗学。19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其神韵气质难以纳入纯粹的“中国文学”范畴，在所谓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象之一的“中国小说”、“中国诗歌”之类，都只指19世纪末以前的，而将以后的弃之不论，因为一旦涉及到这一时间段，就引出无数复杂的问题，用“影响研究”也罢，用“平行研究”也罢，有时难以说明究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在大陆以外广泛的遍及世界的汉语文学现象的冲击之下，越来越显得窘迫，如果不借助“海外华文文学”或“汉语文学”这样的名称，几乎无法进行一般的学术操作。这种超越区域、政治等的汉语写作，包含着语言与美学、语言与文化的诸种问题。由此可见，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学”，不论在文学史领域，还是在比较文学领域，都是一种“特例”。以惯常的学术思路与语汇加以诠释，往往会遮蔽许多本质性的因素。现代汉语诗学这一命名表现了这样的企图：寻求另外的维度与语汇来呈示这一特例的深层意义。 一个基本的主题是现代汉语审美功能。在古代汉语转向现代汉语的过程中，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向一种更为功利性的适应社会文化层面的现代汉语，其间到底流失了多少“诗情画意”？现代汉语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弥补这种流失，从而建构自己的诗性语言的？我们当然不能同意胡适关于“旧诗”的表现力不如“新诗”的看法，但也很难赞同关于“旧诗”的境界“新诗”难以企及的见解。不论何种语言，一旦灌注了伟大的艺术力量，均可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何况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还是同一体系的语言。在艺术表达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无疑会有相当的差异，有些“旧诗”一翻译成现代汉语，就索然无味；反过来，某些“新诗”中的“物象”或“情感”，恐怕也不是文言能够表达的。古典诗词中的“语法切断”，“超脱分析性、演绎性”，“语意不限指性或关系不确定性”，“叠美象”等，展示了文言的语言魅力，令现代中外诗人倾倒；而现代汉语文学中“诗意”的拓展，“口语”的锤炼，尤其是“叙事功能”的充分突破等，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质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现代汉语仍是汉语，汉语最基本的特性不仅没有丢失，还得到更宽广的发展。例如，汉语句子的“同形异义”，“语序达意”，“修辞渗透”，“动词逆向无标记”，“少用甚至不用关联词语”等等特性，是汉语区别于其它语种的显著标帜，对于现代汉语美感的形成、表达的限度等起着深层的制约作用。 现代汉语诗学的命名认同这样的信念：语词是起点也是终点。现代汉语诗学从语词开始它的旅程，又将以语词作为它永恒的归宿。如同荒漠中的掏金者，我们要从无数零乱的语词中掘出金子——金子般的语词，然后，透过它们散发出的光芒，所有黑暗的被掩盖的意义与真相便会源源不断地呈现。它们也是一扇扇的门，引导我们进入本质的极地。我们注意到现代汉语文学中存在着一连串的关键语词如“革命”、“放逐”、“自由”等，它们扩散成一个个相关的语词系列，呈示一幅幅反复出现的意象。从这些语词的语义源头到它们的被扭曲、被肢解，我们可以读到一则则“历史寓言”或“神话”，尤其重要的是，可以发现某些审美原则的构成过程以及一些语言策略的规则化过程。同时，我们通过对于现代文学批评中诸如“主义”、“现实”、“浪漫”、“现代”、“反映”之类语词的清理，借以走出西洋理论霸权的重重误区，重新确立现代汉语文学批评的纯正观念。 总而言之，现代汉语诗学是基本汉语的演变与现代汉语文学的丰富积累而提出的，它要揭示现代汉语在诗学上的种种表现规律和种种潜质与可能性，以及现代汉语的形成、定型与文学创作批评诸语言实践之间的关联，它也表达了对我们赖以生存、赖以延续的家园——汉语的关切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