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陈思和先生发表了《民间的沉浮》《民间的还原》等一系列有关“民间”问题的文章后，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了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更趋深入，本刊约请陈思和、郜元宝等诸位先生，共同组织开设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民间世界”这一专栏，恳盼学界同人踊跃购稿，帮助我们办好这个栏目。 在描述文革后中国文学的走向时，民间概念的提出是比较晚近的事。我们由陈思和1993年至1994年的一系列文章，可以了解这一文学史描述视野和当代文化批判立场的基本内容。①最近，京、沪等地的不少朋友都已注意到这个话题的意义，纷纷著文参与讨论。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这种讨论还会继续下去的，因为民间的提法确实让我们回忆起一个久被遗忘的文学史存在，不是一下子就能谈论清楚的。 从文学史的角度说，民间是指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化的一条基本线索。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民间其实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老问题。“五四”，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各种关于文学的谈论，都曾以自己的方式牵涉到民间的文学或者文学的民间。对此，任何一个熟悉现代文学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在90年代谈论文学与民间，确实是旧话重提。这无非表明，民间作为一个文学史存在，又历史地浮现到我们的眼底；偌长的历史话语冲刷、覆盖、篡改，包括八十、九十年代新话语的激荡，并没有让我们回避本来就无法回避的话题，并且还要逼使我们顺着这个话题谈论世纪末一些新的文学现象。 不过，“民间”话题最先是针对80-90年代文学提出来的，所以它不仅仅是为了替今天的文学勾划一个文学史的背景，还是想藉助这个背景，更好地理解现在时的文学。也就是说，不只是为了描述历史，更是为了建立当代文化批判的有效坐标系。 不消说，这个坐标与刚刚竖起的那些坐标，象“后新时期文学”、“后现代”、“第三世界话语”，等等，只能互相补充，不能互相取代。比如80-90年代的“先锋派文学”，固然是种种“后”学胜任愉快的阐释对象，但是，如果我们对先锋小说中的民间画面与民间情绪不甚了然，便无法全面回答那些青年作家到底写了些甚么。余华、苏童、孙甘露、格非、叶兆言在匮乏时代默默接受的民间生活的滋养，比起他们后来所受的外国现代派与后现代派作品的影响，或许更为重要。从这方面细味《呼喊与细雨》中浙东农村的人文氛围，寻绎苏南城乡风土人情与《夜泊秦淮》、《舒农》、《敌人》的关系，探究上海城区特有的感觉和想象方式在《忆秦娥》中的反映，当能弥补“后”派批评的某些遗漏。 先锋作品的晦涩言辞，熟悉而陌生的人物世界，确实与某种民间生活息息相关。众所周知，先锋作家几乎一致冷淡当前的生活世界，他们反复讲述的，多半是昨日的故事；具体地说，就是这一代人共同的童年和少年。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先锋作家，满不在乎地度过了使他们的长辈痛心疾首的那段岁月。他们对大人们的政治游戏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却对无人照管的浪荡日子里和底层民间真切的接近记忆犹新。在各种虚无主义盛行的世纪，保留这段民间记忆，似乎更能获得某种存在的亲切感。这种记忆就象私人褪色的旧照片，自然不宜招摇过市，而只能在内心含糊地默念，否则难免要受到忽略、奚落和嘲弄。所以，先锋作家依托的乃是一个逐渐退隐日益模糊的民间记忆，而他们讲述这些记忆的手段，又只能是一切先锋所共有的那种晦涩暧昧的言辞。②我们读余华《呼喊与细雨》，读苏童《刺青时代》，最能了解一代人“早年”的某种民间生活记忆如何命定般地制约着他们后来的写作。先锋作品的世界和语言，都是一段真实历史的记载。它的产生和退潮，并非“来是空言去绝踪”。 即使在先锋文学这种逃逸性的封闭写作中，民间因素的渗透也是根本性的。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对其他的写作样式来说，民间更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存在。比如，和50、60年代的所谓农村题材小说相比，高晓声、何士光、周克芹等的创作，就更大胆更直接地反映了民间的生活情绪。后来的“寻根文学”接触的民间，不仅和知青作家不同，即压抑了知青的情绪以及在历史错误中企求超越价值的愿望，也没有新时期早期农村小说那种政治演义色彩。民间取向在阿城、郑义、郑万隆、张宇、李杭育、韩少功、贾平凹等人的创作中显得更为重要。“寻根”是80年代中国文学回返民间的一次大启动，后来的分化只是表明，一些作家的“根”并不在民间，所以寻了一阵就寻不下去了；另一些作家则确实在民间寻到了他们要寻的东西，所以今后还要继续寻下去。又比如，同样是王蒙、张贤亮等人的小说，《杂色》，《在伊犁》、《肖尔布拉克》，与《布礼》、《绿化树》的情感世界就很不相同，一则融入了辽阔的民间大地的怀抱，一则仍然在江湖和魏阙之间徘徊。在探讨“新历史”与“新写实”小说时，我们自然也不能无视《古船》、《白鹿原》、《旧址》、《故乡相处流传》、《预谋杀人》等重现某种民间真实的努力，不能无视《烦恼人生》、《一地鸡毛》、《离婚指南》、《生活无罪》包括王朔的新京味小说所依托的当代城市新民间社会。80-90年代还有一些很难归类的重要作家，象张炜、张承志，他们的创作都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比如《九月寓言》、《心灵史》，其中对某种民间生活世界和民间宗教信仰的亲和与皈依，显然是这两位作家创作发展的实质性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