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文学人类学 拓展研究新领域

      文学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被正式提出，自是当代学人的事情。而其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手段实非自今日始。这里顺便引几条资料：

      《诗经·邶风·终风》“愿言则嚏”郑注：“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毛诗郑笺》）

      《诗经·鄘风·蝃》：“蝃在东，莫之敢指”，王质注：“今人犹言不可指，指则手生肿也”。（《诗总闻》）

      《诗经·郑风·溱洧》冉觐祖注：“今俗逢节赛神，优人扮戏，谓之会。而往观者辐辏其地，毂击肩摩，谓之赶会。民间夫妇，抱携子女，络绎于途。至则其夫为妇导，周回遍观，观已择地而坐，夫为之买果食诸物，妇子餍饮而返。比户皆然，不以为嫌。郑俗好游，想当如此。”（《诗经详说》）

      《诗经·周南·汉广》方玉润注：“殊知此诗即为刈楚、刈蒌而作，所谓樵唱是也。近世楚粤滇黔间，樵子入山，多唱山讴，相应林谷。盖劳者善歌，所以忘劳耳。其词大抵男女相赠答，私心爱慕之情有近乎淫者，亦有以礼自持者，文在雅俗之间，而音节则自然天籁也。当其佳处，往往入神，有学士大夫所不能及者。愚意此诗，亦必当时诗人歌以付樵”。（《诗经原始》）

      以民俗资料及别种文化形态现象证诗解诗，汉以来即已有之。而此正是今之文学人类学所倡导和采取的方法之一。尽管古人对这种取证方法没有作理论上的总结思考，但他们确已朦胧地感受到了一种“文化化石”对于远古文化研究的意义。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所谓“野”就是指边鄙之野。当一种原始礼俗文化随着文明的发展，在“都市”地区消失之后，在远离中心的边鄙之野却仍在存活着。这种存活于“野”的礼俗文化对于研究文明中心区域的过去是有实际意义的。文化人类学正是要以存活于“野”的“礼”——文化形态，来研究人类文化的发展。

      文学人类学不同于时下流行的一些新方法、新理论，它不是对作品作单纯的理论分析和义理阐释，而是以一种新的考据手段，是用人类学的考察资料，与文献记载以及甲骨金石相互印证的一种研究方法，目的是要在文化形态比较与背景还原分析中，把握作品的文化意蕴，寻求文化生命之根，而使作品从根本上获得解读。叶舒宪先生称之为“三重证据法”，可说是较准确地把握住了它的真实意义。正因为这是一门非常扎实的而且极有意义的学问，它的应用需要有深厚的国学根柢，因而在本世纪初当西方人类学理论传入中国之后，便很快在一批国学功力深厚的学者中开始推行开来。本世纪20年代，周作人、黄石、苏雪林、茅盾等便开始尝试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审视中国神话。到30年代之后，郭沫若、吕振羽、郑振铎、卫聚贤、林惠祥、李玄伯、江绍原、朱光潜、徐旭生、闻一多、杨坤等一批杰出的文史专家，用人类学方法，对中国文学与历史以及文化，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传统考据学带来了新的生机。当然他们的研究及由此而得出的不少新的结论，也曾遭到了一些非议。可惜他们的研究方法建国以后未能得到应有的继续和发展。

      本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化思想再次涌入中国。文化人类学与其它西方理论重新在中国大陆兴起，并产生了一些比较好的论著。但是因为文化人类学是带有实证性的学问，它与其它哲学思想流派侧重于理论分析不同，需要有坚实的朴学功底，这对于本世纪下半叶成长起来的旧学功底与西学素养皆有欠缺的一代学人来说，就有点勉为其难了。故而它没有像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哲学那样走红，同时研究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约而言之有四端：一是以某种文化形态为模式，曲解中国古籍；二是对自己并不太懂的古文字资料随意作解，穿凿附会，证之以人类学资料；三是将两种或数种相似但并不一定相关的文化形态，随意牵合，草草建构模式，或规定系统；四是以域外所有，臆补中国之所无。其中虽有旧学底气不足之故，但心浮气躁，急于构成体系也是一个原因。

      笔者认为，文学人类学是一门极有潜力的科学，因为它追求的是文化之“本”而不是“末”，是对作品根本性的文化解读，而不是表面艺术的简单分析。如果心浮气躁而为之，或以之为时髦而趋附，很可能会遭到像80年代所倡导的系统论、信息论之类的新方法一样的命运。因此要使这门学问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必须力戒浮躁，力戒空谈，力戒大而无实，要步步为营，创造出一批高质量的成果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它。目前在中国，就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而言，还主要是神话与上古典籍。我们应该从这个圈子里跳出来，面对全部的文学。文学无非包括两个方面，就形式而言，它是一种语言的表现艺术；就内容而言，它重在表现人类的活动。而人类作为一种文化存在，他无法割断与往昔的情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发展，我们的身上封存着过去的世界，而我们的语言与行为中，也必然有往昔的信息在承传着。原始文化信息就封存在人类符号化的语言与礼俗化的行为中。但由于历史的风风雨雨，这种符号语言与礼俗行为尽管仍带着一定意义而存在，或被历史赋予了新的意义，而它们的原始意义已被彻底地埋葬了。在被埋葬的原始意义之中，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秘密。我们不去发掘埋葬在语言与礼俗行为中的原始意义，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与行为，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而这种原始意义，只有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手段才能获得。

      就方法的倾向性而言，目前主要侧重于形态比较分析，侧重于以人类学的一般模式，研究具体的文本，再由具体归于一般，由此寻绎人类的普遍规则。这自然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但我认为还应该注意背景还原分析，注意文化生态环境的研究。对原始人群来说，生态环境不仅支配着他们的生存方式，而且影响着他们的社会结构、婚姻形式以及一切行为礼俗。一个民族文化的个性，便是在此中形成的。同样是洪水神话，在希伯来、在欧洲就是方舟避水，在汉族中就是大禹治水。愚公宁愿移山都不搬家，在西洋也无法理解。这些问题如果脱离开对文化生态环境的分析，恐怕很难获得完满的诠解。我们应该将人类学的一般文化模式与具体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背景还原）相结合，考察民族文化独特的内涵，从而对民族文化与文学作出新的认识。这样由普遍返回具体，由一般返回特殊，由空中落到实处，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才会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