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文艺理论教科书大同小异地把文学功能归纳为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其合理性已获普遍认可，但毕竟未能完满地解答“人学”的所以然。文学是人类独有的符号创造的世界，它作为文化动物——人的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园，对于调节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消解内心生活的障碍，维持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培育和滋养健全完满的人性，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基于对文学的文化意义的上述理解，本文拟就这一被忽视的方面做初步的研究，借鉴现代人类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角度和成果，在比较文化的大视野中探索文学艺术对个人生命的治疗功能及对社会群体的文化生态作用，以期为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人类学理论提供若干基石。 从史论结合的意义上看，文学与治疗这个题目可以分别在“作为治疗的文学史”（个案研究）和“文学幻想的治疗原理”两个方面有所开拓。本文仅对后一方面作一些探讨，着重解答以下两个层次的问题： 一、文学治疗功能的发生学透视 中国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一个小丑进城，顶得上三车药物。”话中透露出关于喜剧性演出特有的医疗功能的思想。无独有偶，西方中世纪有个谚语用相反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不论在何处有三位医生，那就至少有了两位不信神的人。”常人精神方面的困忧要诉诸神意来寻求解脱，而医生则另有一套开心释神的技术，巫医的歌舞表演便是此种专业技术之本来面目的见证。 不论何种性质的表演，都是人为构建的一种符号情境，其虚幻的性质毋须论证，而其对人类精神生存的生态功用则大有深究的必要性。扩大来说，语言虚构的文本也有同类生态功能。 在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得墨忒耳因失去女儿佩尔塞福涅而悲伤不已；四处流浪去寻找女儿，精神沉重得几乎失常。一位名叫包玻(Ba-ubo)的保姆在她面前跳起猥亵的舞蹈，终于使女神破泣为笑。日本神话中记述着一个惊人相似的场景：天照大御神受到大闹天宫的弟弟速须佐之男命惊吓，躲进天石屋里，关上石门，高天原一片漆黑。众神齐集，让一位泼辣的女神跳起狂放猥亵的舞蹈，样子如同神魂附体，敞胸露乳，腰带拖到阴部。众神大声哄笑，受惊吓的天照大御神解除忧虑，重新被诱出天石屋，世界重现光明。（注：安万侣：《古事记》邹有恒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1页。）弗莱认为神话中的这类场景足以说明喜剧性表演同样具有某种“宣泄”(Catharsis)功能，而这却是亚里士多德未能讨论到的。如果我们考察早期喜剧作家如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就会发现其猥亵的程度是何等惊人。也许人们会奇怪，当时那种脱胎于神圣仪式的戏剧表演岂能容忍如此放肆的内容。弗莱认为，显而易见的是，猥亵作为一种精神释放的形式是必要的。正是此种释放有助于形成喜剧的节庆气氛，当时的喜剧演出同一年之中的某些节庆时期密切相关。（注：弗莱(N.Frye)：《作为治疗的文学》(Literaiure as Therapy)，邓南(R.D.Denham)编《永恒的创造活动》(The Eternal Act of Creation)，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0页。）在这里，文学艺术活动作为特定文化系统中周期性的节庆礼俗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发挥着对该文化成员精神生活的张弛有序、庄谐有度的自主调节作用，似可得到有效的说明。人类学方面关于节庆礼俗的功能研究、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关于文学狂欢化的论点，使我们看到二者之间的某种内在的实质性对应关系。仪式行为也好，文学创作也好，作为人类符号活动的两大领域，在制造虚拟情境宣泄释放内在心理能量，以便保持精神健康方面，确实具有类似的功效。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借助于人体象征性动作的仪式行为发生在先，借助于语言符号的文学发生在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文学象征的世界当作仪式象征世界之延伸或置换。从历时关系着眼，史前社会中仪式表演（萨满、巫医等法术）乃是文学滋生的温床和土壤。到了文明社会之中，仪式表演转化为戏剧艺术，仪式的叙述模拟转化为神话程式，仪式歌辞转化为诗赋，巫者特有的治疗功能也自然遗传给了后世的文学艺术家。在枚乘作《七发》为楚太子治好病的著名情节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历史转换完成之际，文学家得自巫医的虚构致幻技术如何发挥着强有力的精神医学作用。 吉西·韦斯顿在《从仪式到传奇》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中指出，是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开辟了从巫术礼仪出发探索文学起源的新途径。仪式活动的中心主题是死亡与复活，表演和观看神的死亡与复活对于维系人的精神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原始的仪式到基督教的礼仪体系，再到欧洲中世纪的英雄传奇，同样的主题以不同的形式发展延续下来，在诸如渔王传奇、寻找圣杯的传奇等文学样式中获得整个民间社会的认同。（注：韦斯顿(Jessie L.Weston)：《从仪式到传奇》(From Ritual to Romance)，麦克米兰公司，纽约1941年，第1-8页。）这一现象背后的信仰和精神生态氛围的再发掘，或许可以有助于我们体认某些生命力持久的文学主题对于社会的精神生存的特殊性与必要性，进而对文学之所以存在和不衰的本体原因有所领悟。 仪式行为作为象征性的动作演示，是人类特有的符号能力之显现。文学作为象征性的语言表现，当然可以视为仪式表演的语言延伸物，因而也体现着虚构和演示的特征。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表演人类学》中指出，如果说人类是一种智慧动物，一种制造工具的动物，一种自为的动物，一种使用符号的动物，那么同样可以说，人类是一种表演动物(a performing animal)。诚然，马戏团的动物也是表演动物，不过，人的表演是自我表演，其演示将反归自身(reflexive)，“他在表演中向自己揭示自己”。（注：特纳(Victor Tumer)：《表演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PAJ publications，纽约1988年，第81页。）人类特有的这种反归自身的表演对于文化整体究竟有何功能呢？诚如人类学家理查德·谢克纳所概括：以毕生之时间钻研仪式的特纳最终确认，仪式表演是社会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人们解决危机的重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