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90年代中国审美文化新趋势，我曾在论文《从启蒙到沟通》中提出了走向“沟通”的构想（该文部分载于《文艺争鸣》1994年5期）。三年过去了，我有关审美文化转化的基本观点没有什么变化，而这里则是想在此基础上讨论我目前更感兴趣的特殊问题——90年代审美精神。由于角度有所变化，面对近年出现的有关新现象，因而看法自然就有某些调整。 一 审美精神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艺术活动（如文学、绘画、音乐、电影、电视等）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已经 和正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和不同途径的阐释与评价。这里 我不打算专门梳理这些阐释和评价，尽管这样做十分有益， 而是仅仅从审美精神角度对这些新变化作一点个人的分 析。“审美精神”一词，这里自然不可能作精确的界定，但需 要指出具体运用时的含义：它指那种在活的形象中、并通过 活的形象去呈现人类生存意义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态度或 意向。这种审美精神不可能单独存在，而总是存在于具体而 多样的艺术现象之中，换言之，总是从具体而多样的艺术现 象中“提取”出来的。在不同的时代，艺术现象不同，审美精 神就可能体现出明显差异。艺术诚然并不仅仅体现审美精 神，而是同时还可能体现伦理精神、哲学精神、宗教精神和 历史精神等，不过，毕竟把审美精神作为须臾不可或缺的最 直接的甚至最根本的精神。此外，每个时代艺术中的审美精 神可能不会像黑格尔有关“时代精神”的论述那样是完全统 一的，而是存在着更为复杂多样的情形。然而，这不应妨碍我们透过复杂多样的艺术现象之谜去寻找隐藏其间的某种相对连贯的有着共通性的审美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结合具体的文学现象、在与80年代相比较的意义上简略地考察90年代的审美精神。 二 文化蒙昧与诗意启蒙——80年代审美精神 我们首先遭遇的问题是：80年代审美精神怎样？我们说“80年代”时，通常要约略回溯到70年代末即“文革”结束时。从那时起直到几乎整个80年代，“启蒙”就成了中国艺术潮流中的强有力音调。“启蒙”（“Enlighten”），本义为以光芒把事物照亮，引申为使蒙味者变得有知识、教养和理性，即是以理性光芒去开启大众的蒙昧心智的活动。在中国现代，“启蒙”往往有着特殊的含义——即以西方现代科学与理性精神去开启中国大众的蒙昧心智，以便使被抛出中心轨道而在边缘处挣扎的中华文化重新具有中心权威和魅力。这就必然地隐含了一种带有等级制色彩的文化想象：中国大众尚处于封建蒙昧之中，这是中国落后挨打的关键；而知识分子的重要而神圣使命便是向大众灌输现代科学与理性精神，使其觉悟起来，从而成长为中国的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以鲁迅、胡适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代代知识分子，自觉地承担起这一神圣而艰难的启蒙使命。在鲁迅的小说人物如“狂人”、华老栓、祥林嫂、子君和涓生及阿Q等身上，启蒙的这种神圣与艰难性得到深刻的揭示。10年文革结束，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与其说是政治的封闭或经济的落后问题，不如说是长期“文化专制”导致的文化上的蒙昧问题，即大众中普遍存在的无文化或反文化、无知识或反知识问题。正是这种文化蒙昧阻碍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由此，他们感到了继承“五四”传统、重新履行文化启蒙使命的充分的必要和艰难。这一点由《班主任》率先触及，自此成为整个80年代文学潮流的一个核心内容。 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运用文化启蒙一词去描绘80年代，因为这个概念还只是对于80年代文学的普遍性或总体性的文化精神的描述，还不是对于它的特殊的审美精神的规定。文化启蒙一词虽然总体上指理性启蒙，但在实际中可以包括较为宽泛的领域，涉及理智启蒙 道德启蒙、情感启蒙和诗意启蒙等等。此时，张洁的短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载《北京文艺》1978年7期）所讲述的音乐启蒙故事，就值得认真关注了，因为它为我们理解80年代宙美精神提供了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参照。这篇小说主要讲述伐木工人的儿子孙长宁在被放逐的音乐家梁启明的教育下成才的故事。孙长宁尽管生活在森林的怀抱中，把森林当做自己的生存“乐园”，但在“文革”浩劫年代，却不得不被烙上深深的“伤痕”印记。只是这“伤痕”与《班主任》里谢惠敏的并不相同。如果说谢的“伤痕”属于“反文化”（排斥任何优秀文化），那么，孙的则是“无文化”（缺乏优秀文化）。处在远离都市文化“中心”的自然“边缘”地带，孙虽然可以躲避谢所遭受的“反文化”意识形态的直接强制，接受自然美的“美育”，却不得不领受“无文化”的深切苦痛，如无法接受正常教育，以及不懂什么叫“黑线人物”和“文化黑线专政”等。这同样属于由政治强制所造成的文化“蒙昧”状况。谢的“反文化伤痕”固然可以通过《班主任》所揭示的那种理智启蒙手段去疗救，如做思想工作或说服教育，阐述科学知识的重要性。 但是，面对孙的“无文化伤痕”，这种一般文化启蒙手段是否仍然有效呢？或者不如进一步说，面对这两种不同“伤痕”，单一的文化启蒙手段就足以成功吗？当《班主任》等小说几乎一致倾心于理智启蒙、为我们幻化出理智启蒙的乌托邦时，这篇小说却独辟蹊径，亮出了诗意启蒙这一与众不同的新路。 于是我们读到，林区少年孙长宁的无文化的蒙昧状况，由于被放逐的“黑线人物”梁启明的到来而改变了。“梁启明”这一名字本身，就透露出叙述人强烈的“启蒙”（启明）冲动。不过，这位音乐家无需像“班主任”张俊石对待谢惠敏和宋宝琦那样从事理智启蒙，而是借助音乐所幻化出的充满诗意的形象去开启孙长宁的蒙昧的心灵之门。一天，正陶醉在“森林乐园”里的孙长宁突然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它既不像鸟儿的啼鸣缭绕，也不像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像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呼声，也不像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像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所有的人，没有一点声息地倾听着这飘荡在浑厚的林涛之上的、清澈而迷人的旋律。这旋律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个他从来未见到过的奇异的世界。在这以前，他从不知道，除了大森林，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这片在生活里偶然出现的笛声，使他丢掉了孩子的蒙昧。多么可爱的孩子的蒙昧！而自小在大自然里感受到的，那片混沌、模糊、不成形的音响，却找到了明晰的形象。在这许多热情、粗犷的听众里，却只对于孙长宁成为一种必然。 仿佛他久已等待着这片笛声”。正是在“魔笛”所引发的音乐体验中，这两位带有不同“伤痕”的人的心灵，“被同一种快乐和兴奋激发着”，彼此相互沟通，竞“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年龄的差别，忘记了时间已经渐渐地过去”。从此，梁就以“代父”的姿态，对孙实施音乐教育，并借助于音乐的力量而进行全面的知识教育（包括读、 写、算等）以及道德教育（如决不能把音乐才能当商品）。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诗意的启蒙手段，不仅被启蒙者孙的蒙昧心智被开启，而且启蒙者梁启明自己一时间仿佛也回到快乐的孩童时代，他虽终因癌症不治而逝，但他的音乐生命在孙的身上延续和光大。最后，孙凭借梁所传授的高超音乐技艺，终于在北京成功地征服了主考教授傅涛和其他考生，被破格录取为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其他考生在严酷竞争面前竟无私地一致乐于让贤的场景，更是为我们幻化出那时人们信仰的音乐——情感乌托邦。似乎音乐的魅力远比单纯思想灌输更为巨大而神奇，它可以使饱受政治创伤的人们骤然间获得心灵的解放，争得新生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