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钱谷融先生因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而遭受到全国性批判，并因此经历了20余年的磨难。但是，漫长的岁月并没有改变钱先生的初衷，也没有磨灭这篇论文的魅力。随着历史的进步，人道主义理念正在突破旧有的种种思想框架的限制，向着更广泛的生活和思想领域渗透。人们在经历磨难之后，以更宽广的历史胸怀去认知和接受人道主义。在钱谷融先生看来，一切思想学说，一切政治和经济举措，都应该有助于人的美学理想的实现，增进人类幸福，这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事实上，人道主义是一种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思想学说。 一、人道主义在中国的艰难历程 在中国现代史上，人道主义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历史在这里不仅风尘仆仆，充满矛盾冲突，而且还时时带着血泪。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在身心两方面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对此，钱谷融先生指出：“近40年来，除了‘文革’期间中国文学被彻底毁坏之外，中国的文学家们始终都在自觉地同文学上的政治教条主义的狭隘功利主义进行着抗衡。17年期间如此，新时期也是这样。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政治上对于文学的黑暗高压已经基本清除，但是，在某些人的意识中，特别是他们长期来养成的思维习惯，从政治标准来硬性规定文学创作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人道主义文学的发展仍然步履艰难。七八十年代以来几次大的文学论争、有的几乎要酿成大批判氛围的思想冲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人道主义的文学观点。在一种比较彻底的意义上，可能是只有当人道主义不再引起政治的和学术的注意，不再成为一个敏感的字眼，我们才能说它已克服了主要障碍，并已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这使我们想起15年前发生的一场悲剧。于光远先生最近著文（见《广州文艺》1997年3、4、5、6期）回忆与周扬的交往，谈到周扬如何因为提倡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一事，字里行间充满历史的痛楚。这再次提醒我们关注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在15年前，它不仅还是一个敏感的字眼，而且是一种“不合法”的话语。仅仅为了争取人道主义话语的合法化，历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就20世纪中国而言，人道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思想内容，它是在不断被置疑和批判中被认识和丰富的。简而言之，人道主义在现代中国可分为四个时期，即五四时期以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为焦点的人道主义；30年代对“人性论”的提倡；50年代人道主义美学原则的崛起；80年代之后世界人权观念的逐步接受和形成。 本世纪初的社会变革以“意识先导”为特色，其中“个人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魂灵。从鲁迅早年提出的“主人”思想到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从陈独秀的“平民文学”到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都围绕着人的觉醒和解放做文章。所以胡适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称为中国的"Renaissance"（文艺复兴），也有同样意思。不过，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主要是以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为中心的。例如鲁迅所说的“排众数，任个人”，就是针对中国传统礼教社会无视个人存在而发的。郁达夫也曾指出，五四运动最大的功绩就是“个人的发现”，这个“个人”是独立的，不再是君主的和家庭的。而朱自清则认为，当时周作人等所提倡的人道主义，主要是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对此李今先生在《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一书中有很好的阐述： 在五四时期，“个人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的褒义词，而且还作为一种精神渗透到政治、伦理、道德以及文学各个领域。它不仅唤起了“人”的自觉，也唤起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双重自觉，尤其是后者，作为与中国文化完全异质的一种意识，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文学之“新”，之永恒存在的特殊价值，它也是个人主义这种普泛的社会哲学思潮转化为文学形态的一个过渡的“中介”。正是围绕着“自我”的发现，五四文学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方式、人物形象的范式、情感类型等总体精神倾向上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可以说，它是代表五四文学的主要精神特征之一，抽掉了它，五四文学的特质和异彩就将不复存在。（见上书，第28页） 然而，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不久就遭到了严重的挑战，陷入双重误解的困境之中。一则是个人色彩过分浓厚的学说不易为国人所接受，二则是用过分功利的态度来理解个人主义，必然会导致误读。因为人道主义毕竟不能立即改变人的生存处境，带来革命胜利的效应。这些都影响了人道主义的传播和认同。尤其在政治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相互敌对的各方面都在竭尽全力鼓动人们投入火与血的斗争，人道主义关怀自然被认为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学说。 也许正因为如此，30年代梁实秋提出共同的“人性论”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并受到了批判。梁实秋试图以温和的群体观念来消解个人锋芒的阐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理解。他所提出的人类“一向所共有的，无分古今，无间内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的人性，超越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突出了人道主义的普遍性含义。这种人性共同性的基础同时也是沟通人类个人与群体存在的一座桥梁。尽管这种思想及其表述缺乏创意，并且一开始就遭到普遍的置疑和批驳，但是它还是影响了一些作家的创作。沈从文就是一例，他明确声称：“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92.42）正在为了追寻这人性，在当时不同阶级的人群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语境中，沈从文获得了如其《边城》中所拥有的自然宁静，发现了在平和状态中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