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一直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欧美研究则尤其为意识形态所严密辖制。自新时期开始，随着意识形态功能的逐步减弱，文学研究渐趋回归其自我；然而，欧美文学研究，由于直接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为对象，因此，它的松梆过程则显得迟缓而艰难，这便造成欧美文学研究，一直是最受外部环境所左右的一个学科。80年代开始的欧美文学研究热潮主要是致力减轻欧美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经过两个十年的努力，欧美文学研究已经基本不受政治的直接干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本身在研究思路上潜在受“外部”研究左右的情况，依然非常严重。这表现为欧美文学研究长期以“外部”研究为主打，侧重研究的是欧美作家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它们以反映与被反映的认识论模式来规范文学，将现实与作者的关系作为涵盖一切关系的惟一命题，致使庸俗社会学与机械决定论泛滥。在“两分法”的影响下，分割性地或研究作品的思想内容，或研究作品的艺术技巧一直是一种主导思维。探索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就是对作品的“意义”的追寻，往往成了对时代背景的概括，似乎这才是一种“客观”的意义。其实这种“客观性”带有很大的虚幻性。由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主流社会形态只有一种，具体运用社会历史批评评价作家作品时，便容易造成所有同一时期的作家作品，因所据同一背景而被贴上相同的标签。几年前北大留学生的一个笑话，讽刺性地概括了这种窘境，而成为经典笑话：留学生学汉语本来就难，而他们居然都不担心所面临的难上加难的中国古代文学考试，问其缘由，因为他们掌握了两条万能定律，这就是中国封建时期的作家作品都具有“反封建性”与“人民性”。这真是为庸俗社会历史批评不经心地画上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实际上庸俗社会学批评在欧美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这样一种僵化的研究思路，惟一的一套批评术语与批评标准，使中国的欧美文学研究，面对西方现代派以来的文学对传统文学的颠覆性变革，无言以对，完全处于“失语”窘境，反过来“失语症”又成为欧美文学研究无法突破、提升的瓶颈。面对现代派文学转向内心与转向抽象等倾向，外在性的社会历史批评必然失去其有效的针对性，而欧美文学研究又没有新的思路与新的批评方式来适应它，研究话语体系的空白状态迫使研究者们直接从西方借鉴与移植各类新的研究方法。 20世纪初，西方的文学理论开始了其语言学的转向，随后半个世纪文学研究的重心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也就是以文学语言本身为对象进行文学的文学性研究，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法国的结构主义等流派相继出现，他们拒斥文学的社会性研究，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将文学视作一个封闭的系统，提出文学的自主性问题，极力改变以往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外部”视角，使文学研究回到文学自身上来。这一转向确实使文学自身的一些问题得到了相应的重视与研究。 然而，完全割断文学与社会、与历史的联系，也是不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形的。尤其传媒的快速发展，消费文化异军突起，这种时代大潮使文学研究的纯粹性与封闭性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时潮之下，于是，20世纪中、后期，随着英国的“伯明翰学派”，美国的“新历史主义”等流派的出现，新一轮的文学研究“向外转”，即回归历史主义、社会学、作家传记等“外部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又成为主潮，这一主潮被称为“文化研究”。历史正是这样螺旋式地向上发展。 80年代中国理论界的“新方法热”，出现了将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半个多世纪的各种“内部研究”理论迅速地介绍进来的火爆场面，甚至自然科学的控制论、系统论、混沌理论、模糊数学等也试图被引入到文学研究之中来。（那种沸沸扬扬、火爆热闹的场面令今日愈来愈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坛更显得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因为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文学的地位势必要旁落，从中心走向边缘）。之后，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又在90年代马不停蹄地跟上西方文学研究新一轮的“文化转向”的步伐，大肆介绍起“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等文化理论来，到眼下，西方后现代理论在中国几乎达到了同步的程度，时间上已重叠起来。 应该看到，中国的理论界疲于跟进西方理论，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西方的理论研究的运行轨迹，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螺旋式上升，它的物极必反，构成了充分的挖掘，充分的平衡，“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全方位发展，最后达到文学研究的全面发展。而通过中国理论界对国外研究理论的接受可以看出，中国的理论界是在赶潮，它是跳跃式的，缺乏螺旋式上升的必要环节，中国的理论界并未像西方那样作几十年“内部研究”的扎实工作，实际上是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野，迅速又跳入了外部“文化研究”的视野，从“外部研究”到“外部研究”，缺乏对文学本身内部结构的深入探索与研究这一重要的环节。之所以这一环节在中国文学理论界不能真正实现向中国的转换，或者说真正为中国学术界完全所接受过来，再深入下去，表面看来，似乎是又有新的理论潮头掩盖了这一环节，实际上，却是这一环节的艰难性令人望而却步。首先，西方的文学语言论转向，转向对文学语言等的研究，由于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的异质的语言结构，使中国在效仿这套理论时，不具有可操作性，因而所谓“新方法浪潮”，必定是浅尝辄止，它们不可能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其次，也与学界急于求轰动的浮躁情绪有关；还有容易为人所忽略的是，与中国文化土壤的接受条件也有关系。应该注意到，中国不仅接受了社会历史批评，还发展了社会历史批评，尽管是走向庸俗化；中国接受了“文化研究”，而且迅速地将“后殖民理论”运用到文学、电影、舞蹈、音乐各个领域，一时后殖民理论迅速在中国的研究界结出成果。应该说，对“外部研究”的热衷与倾心与中国人的思维定势有关，人们似乎更愿意接受宏观的辩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从孔夫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到“文以载道”，都强调的是文艺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作用，中国文人骨子里的这种以文介入社会，介入现实的心理积淀，使他们接受“外部研究”比接受“内部研究”顺畅的多。这注定使中国研究界容易形成“外部研究”繁盛而“内部研究”萎缩的不对称局面。“全球化”、“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主义”、少数族裔、身份问题都随着“文化理论”的升温，在中国变得炙手可热，甚至比在国外还热。而真正探索文学作品内部构成与文学的内部因素的研究，在中国的理论界可以说，实属罕见。而理论界的“外部研究”导向直接影响到欧美作家作品的研究。欧美文学研究，也从运用“社会历史批评”评价作家作品跳向了运用“文化理论”研究作家作品。少数族裔的文学研究近几年在欧美文学研究界迅速崛起，女权主义视角分析作品的文章比比皆是，而种性意识、身份问题也开始被应用到《奥瑟罗》等作品的研究之中。新的视角无疑推动了欧美文学的研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外部研究”也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它们也影响了欧美文学研究的独立发展，对于欧美文学研究来说，再不停地跟进理论无疑是承认欧美文学作为理论的附庸地位，否定了欧美文学自身的学科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