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地真篇》云，人有三魂七魄。然则诗亦有魂乎？若从文学本质论的角度看，诗，或者说文学至少应有一魂三魄。何以有这样的见解？这是由中国文学史上一桩悬案引起的。 杜甫在唐代已号为“诗史”，但明代王廷相却不以为然，《与郭介夫学士论诗书》说，“诗贵意象透莹”，“《三百篇》比兴杂出，意在辞表，《离骚》引喻借论，不露本情”，“斯皆包韫本根，标显色相，鸿材之妙拟，哲匠之冥造也。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蚀》之词，微之《阳城》之计，漫铺繁叙，填事委实”，“此则诗之变体，骚坛之旁轨也”，不算文学正宗。接着，杨慎也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记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这一思想，到清代又有延续，王夫之认为诗有诗笔，史有史笔，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能相混。他在《古诗评选》中说：“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杜子美仿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馀，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甫，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 今天看来，这样的争论实际上是由诗学本质观的不同引起的。这是本应深入讨论的问题。 一、诗的哲理本质观 细察王廷相对杜甫的发难，也自有他的道理。他以《诗经·小雅·大东》的“维南”之章和屈原的《离骚》为标准，认为杜甫没有用传统的托物比兴和比喻象征手法去创造“意象”，不能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给人以“邈哉深矣”的哲理启迪，不算“哲匠之冥造”，不算文学正宗。他反对以史为诗，恪守的是我国古代意象文学传统，这是我国上古至汉代文学观的反映。这种文学观简单地讲就是“诗言志”，详细地讲，就是“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秘”（注：真德秀《咏古诗序》。）。 这是一种华夏式的诗的哲理本质观。 《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这里，《诗大序》的作者偷偷地把“志”的内涵转变为“情”，与“志”的古义：“意”，即“圣人之意”（注：《周易·系辞》。）、“至理”的意思已大不相同了。但是， 把“志”理解为“情”，即使是在汉代也是不完全行得通的。 许慎《说文解字》云：“志，意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并且在他那里，“圣人之意”，也就是“道”。这个“道”与诗却有着密切的关系。陆贾在《新语·慎微》中论述了道与诗的关系。他说：“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原来“道”和诗是一个表里关系，在汉人眼中，意、道、志三个概念实质上是相同的。所以董仲舒既说：“诗道志”，又说“诗以达意”（注：董仲舒《春秋繁露·王杯篇》、 《汉书·司马迁传》引董仲舒语。）。其实这些观点， 都是从荀子那里引伸来的。《荀子·儒效篇》讲得明白：诗言志：“志”就是“圣人之意”，就是“天下之道”，“百王之道”就是它的表现；文学（广义的）——诗书礼乐等全是载道的工具，圣人就是传达天意或道的渠道；在《诗经》里，不论《国风》还是《雅》《颂》，全是载道之篇，言志之诗，是为圣人的义理服务的。 荀子作为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学观，也受多方面的影响。其一是受《周易》的影响。《周易·系辞上》云：“圣人立象以尽意”。又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创造形象来比拟，象征的所谓“圣人之意”，按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的疏解，就是那种只有圣人才能发现的“天下深赜之至理”，即荀子所说的“天下之道”。这段话反映了我国古代意象艺术的哲理本质观，同时也是荀子把“圣人”称为“天下之道管”的依据。 其二是受《尚书·尧典》“诗言志”说的影响。从上文荀子把《诗》、《书》、《礼》、《乐》并称的现象看，荀子是承认《尚书》的经典性的。如上所述，若把“天下之道”、“天下之赜”作神秘主义的引伸，这就是“天意”。而“天意”与《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尚书·尧典》所表述的，乃是一种原始祭祀典仪。其所言之“志”，并非“人之志意”，而应是“天”的“志意”。诗歌只有传达了天的意志，经过人的反复咏唱，才能达到“人神以和”的目的。“人神以和”并非是一种平等的亲和，而是要通过这种伴之音乐舞蹈的原始宗教形式，形成人对“天意”的全身心的信奉和适应。 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典礼仪式，也体现了原始文化艺术浑一性的基本特征。人类先民的思维、推理能力较差，只靠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理解世界，这种理解便是诗性玄学，而诗性玄学便是他们的诗。这种诗篇往往具有神圣的性质，这便是天意的表达（表现为占卜神示）或原始宗教的观念和教义。因此维柯《新科学》认为，诗性玄学（即哲学）就是诗和原始宗教的起源。全世界各民族原始时代的文化和诗学都有这样的特征。 其三是受先秦诸子的影响。在这方面，道家对荀子的影响是明显的。老庄都把道视为最高的美的本质。《庄子·天下》有云： 《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这段话说明，道家也是主张“诗言志”的。荀子所谓“道管” 之论中至于《诗》《书》《礼》《乐》的见解，均与《庄子》相似，只是删去了《易》论，修改了《春秋》的立意而已。考孔孟之书，并没有提及“诗言志”的字样，可见荀子关于“诗言志”的理论也受过《庄子》的启发。当然，荀子的文学本质观，主要还是来自儒家自己。 孔孟虽然都没有直接言及“诗言志”，但他们的文艺观，实际上都是哲理本质观。孟子可以说是儒家最自觉地把“理义”看成审美对象的人。《孟子·告子上》有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