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下，研究现代上海文学历史的学者习惯将“左翼十年”作为重头戏。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包括左翼文学在内的整个左翼文化运动，并不典型地具备上海文化的性质，换言之，虽然左翼文化运动的基本阵地在上海，但它的生成与发展，主要得益于上海空间结构的相对宽松，是一种对上海文化有着重大超越的文化运动。严格说来，左翼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思潮之一，它曾为现代中国文学历史提供过光荣的篇章，当然它的某些不成熟的形态也不同程度地偏离文化本体而成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左翼文化运动的背景和文化性质，就不难发现，虽然左翼作品有不少是以表现上海生活为题材的，但它与上海的关联实在有限。我们认为，一种文化的产生及其发展的条件同这种文化的实际性质还是有区别的，轻易将左翼文化运动纳入上海文化的总体来予以考察，是不恰当的。我们不完全反对将左翼文学看作研究上海文学史的对象，原因是作为地域性的上海文学实际上包含的成分是多元的，大概主要含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左翼文学、国民党官方或御用的文学、通俗文学，此外，还有现代海派文学。我们倾向于不太赞同甚至怀疑能够用上海文化来统摄对于左翼文学的观照，而能够本色的接受上海文化统摄的，恐怕唯有海派文学。 已经有许多论者揭示过上海这个城市以及代表它的文化具有突出的周边性质，尽管在考察文学现象时一味借助经济因素的制衡往往会潜在危机，甚至于蹈入平庸的死地，然而上海文化所呈示的周边性，恰恰主要来自于繁荣生长着的商品经济。海派文学是现代上海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以较之上海文学的其它成分更被上海整体文化所统摄，即它是一种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都市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以至于发育过程和方式，具体而生动地演绎着上海在空间结构上传统的“城”与现代的“市”的边缘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边缘性、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商品文化”的边缘性。关于这种文学基本性状的描述，可以选择众多的层面，其中发展得相对清晰些的，而对于中国文学未来进展又最有启发意义的，大多是属于与传统文化大异其趣的部分。比如对政治的淡漠和实用的态度，浓重的个人世俗化倾向，以新奇为基本尺度的开放心态，以及对精神生产商品属性的关注等等，都是一些最见海派神韵的特征，虽然并不能完全忽略它们多少还带着某种相对性、过程性和实验性。不过，可供开掘的海派文学资源，大多辉映着文学新世纪的曙色，完全可以从上海文化精神中寻得基本的一致性，它的对于传统文化模式和标准所作出的离经叛道的努力，是一种创造和确信自己模式和标准的努力，因而显现着相当现代的性格。 二 文学的经世传统向来是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第一等主题，这一主题自近代以来越发享有绝对的威权，有人对此有过“启蒙”与“救亡”的分疏，其实都从属于“政治”这一最高规定，当然它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已与传统的经世文学有极大的区别，虽不反对文学经世功能本身，却以反封建为其指归。现代京派作家是一批近代的卓越传人，显然始终表示着对于封建道统文学的轻蔑，但他们中的多数同时又不赞成“载道”与“言志”的区分。他们反对用任何方式将文学变成劝世文或修身科的高头讲章，西方“艺术即直觉”，曾经给朱光潜带去巨大的激动，然而他们绝不轻慢近代先贤的遗泽，同时又坚持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也是这位朱光潜，他从有机观出发修正了克罗齐，倡言“直觉并不能概括艺术活动全体，它具有前因后果，不能分离独立”，“不能不承认文艺与道德（政治）有密切的关系”。〔1〕这种修正，反映了京派作家作为“中国”文学家的立场，他们终究无法忘情人生，终究无法潇洒地面对人生，与其说他们在调和，还不如直接说他们的理性迫使他们不得不为传统文学中的经世观念留下一席之地。艺术是人生的兴奋剂，对于那些感觉到世界的干枯或人生苦闷的人来说，犹如镶嵌在茫茫沙漠中的绿洲和湖泽，人们可以在那里怡养自己的情感，使它生展解放。这类话是他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当我们发现他们中的多数人一有机会就喜好抨击时政时，便能感觉到他们的那份沉重，便能体悟出他们的无奈。对此，现代海派作家多取同情的态度，不过他们中的多数人不打算“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果京派表现为对现代政治的躲避，那么他们宁肯放逐政治；如果京派曲折地表达了文学与政治的天然关系，那么他们的作为旨在间离这种关系。同为“苟全性命于乱世”，海派作家迎合上海滩提供的全部“间隙”和“宽松”，争取并实现着自己的理想。京派的沉重与他们并不相宜，他们是一批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同时他们中的大部又习惯于个人利益的打量和盘算，上海文化中的反叛性和竞争性则教会了他们拒斥并消解传统，他们赞美京派的“崇高”，同时又嘲笑京派的“崇高”。 政治是现代中国社会的轴心，海派作家当然也无法对它作出彻底的放逐，相反有时他们竟还会主动靠近政治。大多数京派作家所拥有的清明，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天方夜谈。理由很简单，在现代社会，谁都无法摆脱政治的纠缠。陈独秀就说过：“你们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们。”〔2〕新感觉派的几位作家在三十年代最初几年内对于左翼文学的积极呼应，应不是偶然的，生动反映了海派作家笃于政治的基本态度。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时势推动了他们的选择。“他们被夹在越来越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夹板里，感到自己没有前途，他们像火烧房子里的老鼠，昏头昏脑，盲目乱窜；他们是吓坏了，可又仍然顽强地要把‘我’的尊严始终保持着。”对于广大中小资产阶级来说，茅盾建国后《夜读偶记》的这则提示具有普泛的意义。京派作家由对政治的失望转向对政治的回避，表现出某种类似“弃妇”的心态，用同政治保持距离来适应政治，用非政治的面目来关注政治。后来成为新感觉派的一群，如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杜衡等表面看来则由对政治的失望转向对新进政治的趋赴。不过他们的趋赴并非出于对新进政治的信仰，在他们更多的是出于“趋时”的需要，径直是上海这片商场使他们养成的本能。这里我们也很容易体味到某种“浪子”的作派。当政治给他们带来不舒服时，政治确是严重的实有，他们绝不像唐吉诃德先生那样敢于同风车搏命，而当政治风暴刚一过，政治在他们心目中一如女人的新衣服。他们一度的热衷左翼文学，大抵是冲着这件新衣服来的，因此，在左翼文学开始蒙受政治的高压后，他们迅速退避，寄生于“新感觉主义”或其它名目的现代主义，做他们的“第三种人”，既求取了安全，也满足了那份永不疲惫、永不休止的“趋时”兴趣。海派作家差不多是从相当实用的角度来看待政治的，他们身在现代中国，和政治的任何纠缠都是不得已的，打算用某种热情来投入政治，在他们往往会表现出足够的勉强。上海市民的实用精神让他们信奉“在商言商，在学言学”，趋好“生产救国”、“实业救国”，经验又明确告诉他们商也罢，学也罢，政治可以帮助它们，而以往的政治很少有有利于商，有利于学的，对政治的排拒和疏离从来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主导倾向。文学既是某一批人赖以生存或猎取荣誉的工具，自然得首先悉心为“生存”和“荣誉”计，政治对文学的干涉，不禁会使海派作家想起一个清白女子的被“强奸”，然而有时他们还得借政治改善自身的生存质量，就像上海股票市场的借政治来营造冒险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