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人类文化、科学和教育突飞猛进的100年。 仅从教育学领域观察，可谓分支学科林立，思想流派纷呈。借助文化哲学的力量，人类对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和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存不存在一门教育文化学呢？如果我们假定它应该存在，它是怎样的一种景观呢？它研究了哪些问题？又是怎样进行研究的？社会效果和学术影响又如何？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要总结已有的认识成果，要反思存在的问题，更要预测其未来发展方向，以增强学科自我意识。 一、发展回顾 我国教育文化学的研究，本世纪有两个比较集中的阶段。一为建国前的30年代；二为建国后的80年代。研究的重点及影响虽不相同，但研究的背景却存在惊人的相似。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加上丧权失地的屈辱，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探索富国强民的道路。在技术引进（以洋务运动为标志）和政治改良（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标志）相继失败的情况下，遂注意到道德文化和学校教育的变革问题。这就导致思想界、学术界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受此推动和影响，教育文化学的研究（含译介）得以产生；只是与文化研究相比，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文章寥寥无几。朱谦之30年代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只有几篇文章可供参考（注：朱谦之：《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8页。）。 主要代表作是蒋经三的《文化哲学与文化教育学》，林砺儒的《文化教育学》，钱穆的《文化与教育》。这些著作主要是译介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狄尔泰、斯普朗格等人的文化教育学思想，甚少研究教育文化问题。（注：肖川：《教育文化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建国以后，教育理论界的注意力随时势而动。60、70年代，聚焦于教育与政治；80年代至今，热点是教育与经济。“以致30多年内出版《教育学》著作和其它教育理论专著中，却见不到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述，就更谈不上专著了”（注：陈卫：《中国教育文化初探》，南京师大1993年博士论文。）。 80年代后半期爆发了“文化”热潮。受其感染，教育文化学的研究相继出现。全国最高级别的教育理论刊物《教育研究》于1987年第9 期刊登了顾冠华《克服传统文化与教育的负面因素》一文，拉开了“教育与文化”这一课题研究的序幕。有关论文、论著随之出版。（注：傅维利等：《文化变迁与教育》，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肖川《教育与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刁培萼主编的《教育文化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教育文化学专著。一些教育学著作开始列述教育与文化问题。（注：厉以贤主编：《现代教育原理》有专章论述“教育与文化发展”，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鲁洁主编《教育社会学》也讨论了教育与文化关系问题，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对德国文化教育学派，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论。（注：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教育文化学的研究已成为博士论文选题的重要方面。除邹进外，有陈卫《中国教育文化初探》（南京师大博士论文，1993年），郑金洲《多元文化与教育》（华东师大博士论文，1996年）等。 不过，至今为止，与教育学的其它分支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比较起来，教育文化学的研究显得单薄得多。比如，《教育研究》直到1991年才在总目录中设“教育与文化”专栏（还不是问题讨论专栏）；笔者系统查阅1985年来的《教育研究》、《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和《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所得较有份量的文章总共不到30篇。令人欣喜的是，1995年教育基本理论年会专门讨论了教育与文化问题。 相对大陆而言，台湾对教育与文化问题研究比较系统、集中，注意和着手也比较早。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田培林先生。据笔者所接触的材料看，他们的研究重在介绍、传播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意在达成对教育本质更新、更深理解。 二、主要成就 在教育文化学这面旗帜下，究竟研究了哪些问题？依据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大致可分为8个方面，分述如下： （一）教育与文化相互作用的一般研究 首先是文化的教育功能。一方面，文化本身即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因为人是文化的动物。另一方面，文化作为学校教育的背景因素，对教育发展起控制作用。（注：主要参考肖川著《教育与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8至37页。） 其次是教育的文化功能。即“教育将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等在内）加以有目的有意识地传递与保存，并通过选择与重组而实现文化的改造和创新，由此影响社会生活与精神”（注：丁钢主编：《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简而言之，它指教育对文化的传递与保存、改造与创新。 周志超指出，现行教育的文化功能严重地窄化了。（注：周志超：《试论教育文化功能的形成、释放与完善》，《江西教育科研》1991年第6期。）其集中表现是，教育在传递人类文化精华，促进人的社会化、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日益弱化。导致弱化的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僵化的教育体制。 再次，关于教育文化功能的实现问题。学校教育的文化发生，首先在于对文化进行选择。教育对文化选择的方法有两大类四小点。（注：杨斌：《试论教育对文化的选择》，《教育理论与实践》1988年第6 期。） 上述教育文化功能的研究，对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认识是从静态着眼的；但是，文化是动态的发展的，在此过程中，教育的价值、作用何在呢？鲁洁教授以文化变迁与教育为题，深入阐述了这个问题。。（注：鲁洁：《文化变迁与教育》，《教育研究》1990年第8期。）她指出，文化变迁的最终动因归之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却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发展规律来作出说明，文化发展有它内在的动因。教育于其中的作用是：第一，在各个文化子系统的矛盾运动中，教育与科学一起成为整个文化链条中关键性的一环，制动着整个文化的变迁与发展。第二，在文化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心理意识层面）的矛盾运动中，教育对文化诸层面的变化均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尤以对深层结构即心理意识的变化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第三，在文化的主客体矛盾运动中，教育既具有形成一定文化材，对主体具有使之“定形”和固定的功能，也具有使文化主体得以产生超越现实客体——文化材的意向和能力；而后者恰恰是表现了当代教育的主要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