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中西教育文化交流频繁，其中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的传入，对于中国教育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体制的演变，无不受实用主义理论之影响，打上美式烙印。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作为民国社会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不可避免也受到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本文力图于两者的关系中研究出实用主义对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作用及局限性。 一 杜威(John Dewy 1859-1952)，20世纪初期美国实用哲学大师。他以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詹姆斯等所奠定的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引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提出：“经验就是生活”，认为凡是能成功地适应环境的经验，凡是有用的理论，就是真理。因此，他的理论又称为“实验主义”或“工具主义”。 杜威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领域内，针对“以课堂为中心，以教科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注重强制性的纪律和教师的权威作用”的传统教育，他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以及“儿童中心主义”等新型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强调教育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称教育是“人类社会进化最有效的一种工具”，“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注：《教育哲学》、《杜威五大讲演》第133页。）并指出：“教育即生长，除他自身之外没有别的目的。”（注：蔡克勇：《高等教育简史》，华中工学院1982年版，第81页。）该理论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美国的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渡，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因此，在杜威哲学理论的指导下，美国教育界掀起教育改革运动，这一运动又迅速波及欧亚各国，从而在全世界兴起新教育革命浪潮。 在国际教育改革运动的影响下，中国教育界荡起阵阵涟漪。民国初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就以“实利主义”的译名将实用主义介绍给中国学界。其后，杜威的得意弟子、中国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胡适，将之翻译为“实验主义”，在中国大力宣扬，声称“杜威为今日美洲第一哲学家”，“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注：《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而1919年杜威的亲自访华讲学，更促使中国掀起了教育改革的高潮。 1919年4月30日，应中国教育文化界知名人士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的邀请，杜威携夫人爱丽司及女儿罗茜抵达上海，开始为期2年的游历与讲演。首先，他在南京各高校演讲，随后北上京津等地，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近代教育的趋势”、“教育哲学”、“伦理学”、“思想的派别”等五个题目的长篇演讲。1920年4月，杜威讲学期满，北大再电哥大，请求续聘一年，得到同意。于是，杜威南下继续讲学，在南京等地又作了题为“教育哲学”、“哲学史”、“实验的伦理学”等三大讲演。1921年7月11日，杜威离京返美，胡适率长子思祖亲往送行。 1919年至1921年的两年时间里，杜威在“中国地方到达并且讲演过的，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种长篇讲演录已经出过十版了”，（注：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1921年7月11日《晨报》。）总计杜威在中国的大小讲演达200次以上，所到之处，“其学说之影响及于全国之教育心理等诸方面者甚大。”胡适曾对此有一评价，“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注：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1921年7月11日《晨报》。）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中，杜威之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学在中国教育界占了主导地位。 杜威实用主义理论在中国造成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除了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的推动及胡适、陶行知等杜威弟子在国内的大力鼓吹之外，还与国内政治气候密切相关。杜威来华之时，正逢“五四”爱国运动蓬勃高涨之际，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爱国学生运动与以教育民主化为主题的杜威演讲相互辉映，“五四”运动中提出的破除旧思想、旧道德口号，对于国内学界接受杜氏实用主义哲学理论、推进中国新教育运动，起到了铺路搭桥的作用。艾思奇在评论民初的哲学思潮时，曾说到：“在哲学上，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一时代的上风。其他的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注：艾思奇：《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艾思奇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二 杜威哲学理论的引进，为中国教育界指明了一条美式的民主主义教育改革方向。1921年中国学制改革，就以美国现行教育体制为蓝本，明确提出了“发展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注：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等教育标准，实用主义之体现昭然纸上。而与学校教育平行发展的平民教育——在二、三十年代发展成为风起云涌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则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影响深远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危机的日趋加重与国家政治的极度腐败。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强行打开中国大门，随之而来的机器工业迅速冲垮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民国以后，军阀连年混战，使原本就极为低下的人民生活水平更趋下降，乡村经济濒于崩溃。30年代初爆发的“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更将中国推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要挽国家危亡，必先拯救占中国人3/4的农民，有远见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终于发出了“中国唯一的出路是要把广大的人力开发起来”（注：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的呼声，将视野转向广阔的乡村，把解决中国农村长期以来积弱积贫问题放在救国救民任务之首位。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由是蓬勃开展起来。二十年代以后，欧风东渐，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大肆进入中国，成为强有力的外因，对刚刚兴起的乡建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受杜威哲学影响，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多少都带有实用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意味及社会改良思想，其手段多以调查和实验为主。下面我们将从乡建运动的几个主要派别的思想渊源及其发展中，探讨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影响。
